上海自贸区三周年：从一枝独秀到百花盛开
滔滔江水，东流入海。
地处东海之滨的上海浦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
如今，这片助力中国走向世界的热土，早已从阡陌纵横的农田，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区。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自此，耸立于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那座醒目“海鸥门”，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使命。
一场聚焦制度创新的“国家试验”从这里启航，“自贸区”的概念也从这里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今，三年过去，从28.78平方公里到120.72平方公里，上海自贸区书写了怎样的“成长史”？“朋友圈”不断扩容，上海自贸区又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对标国际高水平自贸区，刚满三岁的上海自贸区又有哪些短板要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标志格外醒目 柏可林 摄
制度创新，让贸易插上“自由”的翅膀
清晨6：30，运载着一批新款服装的CK218航班在浦东机场缓缓降落，卸货后中远物流的地面代理迅速开始理货并确认海关舱单。10：10，货物顺利通关出区，此时距离飞机落地仅仅过去3小时40分钟。
“快到不可思议！”上海中远空港保税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路明兴奋地说。而在以往，这批货物进口如果在自贸区外操作，可能需要1-2天的时间。
一颗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樱桃，从靠泊洋山保税港区码头到查验后放行，最快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6个小时。
与孟路明一样切身感受到“自贸区速度”带来高效和便利的，还有国内水果生鲜电商“天天果园”联合创始人赵国璋，“原来这个过程至少要2天，自贸区改革后大大提速。这意味着，海外进口的水果到港后，当天就能送到消费者手中，而且价格也降低了近一半。”
让企业经营者们纷纷点赞的“自贸区速度”，正是得益于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致力攻坚的核心任务——制度创新。
一系列改革，不仅给企业和普通消费者带来便利和实惠，更带来难能可贵的创新经验。而且，这些经验也已开枝散叶，逐渐被复制被推广至全国。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 柏可林 摄
上海海关副关长郑巨刚告诉我们，三年里，海关先后推出31项创新制度，并全部形成公开透明的规范标准，其中的21项更在全国海关复制推广，“先进区后报关”“自行运输”“三自一重”等改革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在区域海关通关一体化和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俞太尉表示，国检部门在“十检十放”的改革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先后出台了77项支持自贸区发展的制度，8项已在全国复制推广，24项将率先在全市推广，并作为全国复制推广的备选制度。
上海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陆鼎良告诉我们，海事局已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项，占比25%；取消行政备案项目8项，占比93.18%，停止实施行政备案项目26项；取消行政事业收费项目16项，占比61.54%；暂停实施相关规定类项目4项；分批下放25项行政审批项目至自贸区海事机构。“我们积极稳妥推进简政放权系列举措，突出一个‘转变’，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
金融改革，尤其备受关注。三年来，上海自贸区逐步开展了包括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
央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副主任施琍娅表示：“作为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基础设施，自由贸易账户自启动以来运行平稳，服务实体经济的效应不断凸显。自贸账户实现了‘惠实体’‘促改革’和‘防风险’三大主要功能。”。数据显示，目前上海自贸区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0余项金融改革创新成果。其中，央行和外汇部门已经把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16项金融制度推广至其他自贸区和全国，涉及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管理和支付结算五大方面。
……
制度创新，如春雨般滋润了自贸区这块“试验田”，精心培育的“苗圃”也正将一颗颗茁壮的幼苗输送至全国各地。
“中国（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本质在于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上海自贸试验区三年制度创新，实现了在保证安全、风险可控下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创新重点难点问题的突破，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提供了实践经验。”国家高端智库专家、对自贸区有着深入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接受本网专访时说。
王战表示，“在投资制度改革领域，上海自贸试验区成功实现了从正面清单制度向负面清单制度的转型，并构建了事中事后综合监管体系框架；在金融制度创新领域，自贸试验区构建了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开放创新风险审慎管理机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金融开放等领域形成了一套推进金融开放中的风险防控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在货物监管制度和贸易便利化措施领域，尝试用信息化手段作为货物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工具，不仅符合世界货物监管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坚持贸易安全和风险管理为基本底线，建立可执行的货物贸易监管风险管理系统。”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指出：上海自贸区三年改革，紧紧围绕“制度创新”这个核心，开展了一系列先行先试，国务院《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提出的绝大多数任务已经落实，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上海自贸区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率先改革探索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率先改革探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和地方政府治理体制，目前一批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成果已逐步在全国复制推广，发挥了先行先试、示范引领、服务全国的作用，实现了预期目标。
“朋友圈”扩容，让改革突破口更多
今年9月，正值全球瞩目的G20杭州峰会举办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至此，自贸区的“朋友圈”扩容至11个，自贸区改革也已由上海的“1.0时代”进入到如今的“3.0时代”。
曾经一枝独秀的上海自贸区，今后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未来该如何与其他兄弟自贸区进行联动发展？
对此，长期关注自贸区建设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表示，从新设的7个自贸区选址，可以看出中央的战略意图：第一，浙江设立自贸区，这主要是海洋战略的具体体现；第二，长江经济带上的自贸区设点很多，包括湖北、重庆、上海、四川，可见长江经济带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第三，在“一带一路”主要交通枢纽陕西设立自贸区，可见“一带一路”战略将与自贸区战略挂钩。
石良平坦言，如此一来，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几条重要线路就非常清晰了：首先是从天津往北到陕西这一条线，即“丝绸之路”；其次是从舟山、上海到重庆、四川这一条线，即“长江经济带”；第三是从福州到广州南部一带。
石良平说，“我们还应关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次新设7个自贸试验区在G20峰会之前推出，实质上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明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并且开放的不仅仅是沿海，而是东西南北中共同开放，这个意义十分重大。”
这是上海自贸区的航拍照片（9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朋友圈”不断扩容，是否会让曾经“独苗”的上海自贸区光环不再？
在石良平看来，“朋友”越多，越能让上海自贸区的未来之路走得更加有底气和信心，“事实上，自贸区越多，我们再遇到体制机制上问题，就能够联合起来去交流，我们改革的突破口就越多，越能达到我们原先的初心。”
对于上海自贸区自身的未来定位，石良平表示，“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上海是一个综合性的试点，因为只有上海可以来做‘最高层次、最高标准、面向国际的自贸区’试点。”
石良平建议，上海今后还要做一个最大的事情，那就是金融改革。“因为金融改革不是每个自贸区都要做的，上海为什么要把金融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国务院有批文，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自贸区也就有了相应的任务。而且金融领域风险大，适合在最规范、资源最丰富、交易市场最多的地方开展。”
“所以，我认为各地自贸区都有特定的任务，上海的目标就是要把金融改革做到两个最高，这也和我们的‘初心’——最初设立自贸区的目标是相一致，就是要做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贸区。”石良平如是说。
自贸区扩容，是挑战更是机遇。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表示，上海与其他自贸区的功能存在一定差异。上海的任务是对标国际高标准，做一个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同时，上海还要结合四个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所承载的国家战略意图更加突出。而2.0版的3家自贸区除了综合性改革开放的功能以外，还承载了区域性的功能，3.0版的7家自贸试验区则区域性功能更强。
不忘初心，对标国际再涉“深水区”
今年6月，浦东张江高科园区，一处掩映于修竹丛中、颇具特色的建筑群刚刚投入使用，高颜值的外型常常引来路人的驻足欣赏。
这里，便是跨国医药巨头诺华集团斥资10亿美元兴建的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这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前沿医药研发平台。
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像诺华这样全球领先的跨国药企，对于是否要落户张江，曾经犹豫徘徊长达10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心结”就是“监管瓶颈”。
诺华上海研发中心首席运营官蔡克文告诉我们，“医药研发与一般实验室不同，它需要进口大批实验样品和试剂，但这些样品每次进口量不会很大。”过去，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一般贸易的进口方式对医药研发试剂进行监管，“每批试剂进口都要审批，耗时可能多达20多天，等审批完，一些试剂的活性也消失了。”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上海国检局在自贸区内摸索出了一套针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的监管新模式，与国际惯例接轨，使得诺华上海研发中心能真正起到全球研发的功能。如此一来，让诺华彻底放下了“心结”，最终将研发中心落子张江高科园区。
对标国际，建设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由贸易区，正是上海自贸区的初衷。
不过，与国际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相比，刚满三岁的上海自贸区仍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这些，也正是未来上海自贸区继续深入改革的动力和方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表示，未来的上海自贸区，需要加快推进系统集成制度创新。“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涉及投资、金融、贸易、服务业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等五大领域500多项制度创新，需要突出重点，围绕主线，形成系统集成制度创新，但总体而言，自贸试验区在事中事后监管系统、FT自由贸易账户等五大领域系统集成式的制度创新不够。”
“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不够，例如在投资领域中负面清单突破方面，在金融领域资本项目的开放方面以及在货物领域特殊货物领域。”王战说。
肖林则表示，下一步上海自贸区改革重点应围绕“三个率先”展开，即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系统集成，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示范引领效应；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压力测试，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与一系列重大国际战略协同联动，在更广领域中发挥服务全国大局功能。他还建议，下一步，上海自贸区应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制定“金改”40条实施细则。
赵晓雷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提出建议，未来上海要做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首先，要将原28.78平方公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作为“开放度最高、监管最便捷的自由贸易园区”的突破点，即“试验区的试验区”，先行先试对标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升级版，再带动120.72平方公里及120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的“2.0版”发展。其次，国家战略要并联推进。自贸区战略、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科创中心战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战略要互相联接，并联推进。第三，要打造亚太自贸区（FTAAP）营运试验区。
石良平告诉本网，“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推进贸易方式转变等其它方面，上海自贸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他表示，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时的基本要求。在国务院《总体方案》中，扩大投资领域开放的第一条就是要扩大服务业开放，包括开放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总体方案》也明确，要吸引跨国公司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亚太地区总部，使自贸区成为整合贸易、物流、结算功能的运营中心。
石良平坦言，展望后三年，或许上海还应该承担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完全对标于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同时希望这些标准能够促进中国和更多的国家签订双边自贸协定（FDA）。
“这些难题都考验着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考验我们能否排除万难，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