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传闻
在每年揭晓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关该奖项的获奖名单一直备受关注。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一条新闻引起了众多读者的目光：今年，中国有多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王安忆、章诒和、方方、贾平凹、阎连科、苏童、阿来、张悦然、张一一。从成名已久的老作家到初露头角的新生代，人数之众，范围之广，远超历年。
在热闹之余，也有不同声音。在这份“提名名单”出炉后，作家方方通过媒体明确做出了回应。在媒体报道中，方方说，她也注意到网上相关消息，无论从诺奖评选程序看，还是她被提名的可能看，这都是不可能的，她对此只当个笑话看。
提名名单50年后才能解密
其实只要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稍作了解，就会明白，关于“提名”的事儿还真只能“当个笑话看”。
1895年，瑞典化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在去世前一年立下遗嘱。在遗嘱中，他捐出三千一百万瑞典克朗，并委托遗嘱执行人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每年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分成五等分，奖给在前一年度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获奖人不论国籍，不管是不是来自斯堪的那维亚”。
具体到文学奖，诺贝尔特别指出要授予在文学领域创作出“朝向理想方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而这个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学院”决定(遗嘱原文是the Academy in Stockholm)。有意思的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学院，经过商讨，“斯德哥尔摩的学院”被定为瑞典学院。
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院。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这个学院的新任务。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院士又是终身制，去世后才能递补。如何靠这18位“老翁”评出符合遗嘱精神的作家？为此，他们为诺贝尔文学奖设计了一个周密的评选程序。
首先是提名人推荐作家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提名”。
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作为诺贝尔奖提名人，具有提名资格的是四组人：第一组是瑞典学院和其他相关学院、研究所和学会的成员；第二组是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曾经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四组是在本国文学创作界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笔会等的主席。同时，第一组和第二组所涉及的提名人(瑞典学院的院士除外)必须受到瑞典学院的邀请才能提名。
接下来是初选。每年的2月到5月，由3位到5位(目前是6位)院士组织一个诺贝尔委员会，从每年收到的二百份左右的申请(今年是259份，198位候选作家)中选出15至20人。5月底，这个名单还要缩短为4至5人，现在通常为5人。
之后，诺贝尔委员会会把最后选定的5位作家的入选作品发给瑞典学院的院士们，让他们利用6月到8月漫长的暑期时光读这5个人的作品。9月，院士们进行最后的讨论，10月，投票并宣布结果。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有一项尤为重要。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评选情况的保密期为50年，保密期届满后才会公布提名名单等有关细节。目前，从诺贝尔奖官网上查询，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只公布到1964年。
这也意味着，在不排除相关人士主动“解密”的情况下，如果要核实新闻中提到的这些作家是否被提名，唯一的办法是等50年之后通过诺贝尔奖官网公布。由此可见，最近几年诸多媒体提到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其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这也无怪乎方方“只当个笑话看”。
不过，很多人会问，既然提名名单50年之后才能公布，那为何国内外有不少媒体言之凿凿地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陪跑”七年呢？这源于另一个名单：英国立博博彩公司开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在这个榜单上，村上春树连续几年皆排名前列，但每次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2012年8月，立博公司的赔率榜上，村上春树以1赔10的赔率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正是当年的诺奖得主——莫言，莫言当时的赔率是1赔12。
2015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立博最新的赔率榜上，村上春树排在第二，排名第一的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白俄罗斯记者最终成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立博的博彩名单与最终的文学奖得主有极高的重合性，这或许也是有人将立博的博彩名单误当作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的原因之一。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在国内媒体盛传的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中，只有阎连科以1赔50的赔率位列赔率榜末尾，其他几位作家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赔率榜上。
巴金和王蒙被提名有待证实
国内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热”发生在2000年，当时，国内媒体出现了许多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新闻。
先是在2000年2月，媒体报道台湾作家李敖已正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被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稍后，又传来“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宣布提名巴金和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对于李敖被提名之说，从事后看，颇有商业炒作之嫌。原因有二，一是李敖当年正在推广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二是诺贝尔委员会从来不会主动通知任何被提名者。
另外，关于巴金和王蒙被提名，则需要了解一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这个组织。它是旅美作家冰凌牵头组织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下设机构。在美国，组织社团是很容易的事，无论是“联谊会”还是“委员会”都纯属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按照冰凌的讲述，2000年，该委员会先提名了巴金，同时还把一封名为《提名巴金先生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邀请及致敬信》寄给了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但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复。于是他们又提名王蒙参选，并为此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记者招待会。
这种高调的提名有违诺贝尔文学奖的保密原则，所以估计都是一些造势行为。而且当时这个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社团是否具备提名资格也是个问题。当然，据冰凌说，第二年他们接到了诺贝尔委员会的提名邀请，并在之后的3年连续提名王蒙，实际情况也只能等过了保密期之后才能见分晓了。
巴金是否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呢？不久前发现的一封信提供了新的线索。今年2月，《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题为《从一封珍贵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信说起——兼谈贾植芳的巴金研究》一文，文中披露了巴金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1989年1月20日写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一封推荐信，该信用中英文双语写成，前半部分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先生们：
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次参与提名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宝贵机会。我坚持认为：如果巴金先生能够成功获得你们的关注和认可的话，那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将是更大的荣耀。纵观诺贝尔奖的九十年历史，有着光辉的过去和充满挑战性的当下的(中国)文学被排除在这个今天最具声望的奖项之外，是令人痛苦和非常不公正的。……这就使我更有义务去推荐巴金先生，终其一生，他都以无与伦比的真诚和忠实去追求人类的自由、和平和进步，这与诺贝尔遗嘱的精神完全一致。
从信的内容和贾植芳教授的身份看，这次推荐完全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程序。按照诺贝尔奖提名保密50年的原则，这似乎是一封不能公开的信，但贾先生已于2008年驾鹤西去，后辈为了学术而公开也无可厚非。
这篇论文同时介绍了1989年1月23日贾植芳写给友人的信，这封信披露了更多的信息：
我为瑞典科学院推荐诺贝尔奖金人选，已将材料及信寄去了，我推选巴金，听说官方推荐艾青……现附信寄去我致瑞典科学院原件影印本一份。您看看玩玩。英文原信，晓山口译给您听。
看来1989年可能不止一位中国作家进入诺奖的提名名单，但具体哪些机构或个人推荐了哪些中国作家，不出意外的话，也只有等到2039年才能真相大白了。
林语堂
胡适和林语堂确获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已经公开的资料，第一个获提名的中国作家是胡适，提名时间是1939年，提名他的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右图)。赫定在1938年提名了赛珍珠，1940年赫定又提名林语堂(赛珍珠作为曾经的获奖者也在同年提名林语堂，1950年赛珍珠再次提名林语堂)。由于目前能够看到的官方材料只到1964年，除了已获奖的莫言外，有据可查的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籍作家只有胡适和林语堂两位。
除了以上几位作家，这些年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老舍和沈从文曾入围过诺贝尔文学奖最后5人名单。其中“老舍获得诺贝尔奖”的说法更是扑朔迷离。
曾有传言说，老舍在1968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后5名候选人名单中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当时中国正是“文革”，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后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这一说法提到了两个相关人士：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萧乾的夫人文洁若。但后来的资料表明，这两个人与传言中的说法有出入。这也使得老舍与诺贝尔奖的故事如同日本电影《罗生门》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
“瑞典大使文化参赞”一说来自于日本学者藤井荣三郎，但藤井后来在给中国学者傅光明的信中澄清说，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并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藤井说的是：他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
另一说法中，文洁若说是从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口中听到的，但艾笛却说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瑞典学院唯一懂中文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的说法是，确实有几位法国的汉学家提名老舍，但由于当时只有《骆驼祥子》和《离婚》被译成英文，而且《骆驼祥子》还用一个幸福结局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所以不可能进入终审名单。马悦然的说法也有问题，1966年前出版的老舍小说的英译本，除了《骆驼祥子》和《离婚》，还有1951年翻译出版的《四世同堂》缩写本、1952年的《鼓书艺人》以及1964年的《猫城记》。
这些说法中最值得推敲之处，就在于老舍去世的消息是否不被外界所知。有资料表明，尽管当时中国处于“文革”中，但西方社会还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老舍去世的消息，只是细节有出入。法国著名的老舍研究专家和作品翻译家保尔·巴迪(Paul Bady)就曾向中国学者介绍说，海外第一家发布这个消息的是香港一家英文报纸《香港之星》(Hong kong star)，发布时间是1966年10月1日。这家英文报纸的“快讯”栏目透露，《骆驼祥子》的作者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后，被他们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摔下，并将现场伪装成自杀。
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假设老舍没有去世，诺贝尔文学奖也授予了他，在当时的环境下，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命运呢？
沈从文与诺贝尔奖的故事相对简单，关于他获奖的消息几乎全部来自瑞典汉学家马悦然。马悦然是沈从文的瑞典知音，他很早就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但直到1987年，他的译笔完全老到了才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代表作在瑞典被翻译和出版，也是当年瑞典文学界的盛事，那时马悦然已经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了。因为对沈从文的钦佩，马悦然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在多个场合指出：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87年，沈从文进入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沈从文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马悦然还说，1988年如果沈从文不辞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中国就将诞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这种表述也只是马悦然的个人言辞。沈从文最终没能等到当年的投票结果产生，于1988年5月10日辞世了。因此，关于他是否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一个谜。
鲁迅婉拒提名“冷眼”看诺奖
进入21世纪，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各种消息、故事层出不穷。与当前的热闹相比，将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就有作家对这个奖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他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委婉地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这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说回到斯文·赫定。提起楼兰古国，不少人应该知道他。他就是发现楼兰古国遗迹的瑞典探险家。1890年到1935年，赫定5次到中国探险，1905年他第三次出征的时候，已被选入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12年和1913年他连续两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于1913年入选瑞典学院院士。赫定终身未娶，他打趣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婚了。
正是出于对中国的感情，1924年，他从北京写信给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请他推荐一位合适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本汉在回信中提到，可以请正在法国的一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教授刘半农，推荐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1927年9月，在北京大学教师魏建功的婚礼上，刘半农向台静农转达了斯文·赫定希望提名中国作家的意愿，刘半农本人认为，鲁迅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就有了那封著名的鲁迅写给台静农的回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封信写于1927年9月，其时47岁的鲁迅刚刚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经历着人生前所未有的彷徨。同月，他离开广州到上海，之后，无论生活还是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的9年，鲁迅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把精力都投向了杂文创作。在“文学家”和文化战士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因此当年鲁迅坦然地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是在情理之中。
对于当时中国文坛的估量和评价，鲁迅也并没有刻意贬低。1927年，茅盾还在“从牯岭到东京”逃亡的路上，老舍还在英国教汉语，巴金刚刚启程到法国留学，曹禺在读中学，张爱玲7岁，萧红16岁，沈从文还在北大作旁听生，刚刚起步1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还是个孩子。
88年过去了，中国人不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还获得了一向不敢奢望的科学奖，但鲁迅这封婉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信依然值得人们学习：其一是学习他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不卑不亢的理性态度，二是像他一样对自身、对中国文坛保持一种谦虚、冷静的考量。正如鲁迅所言，如果不沉下心来真正留意文学的发展与得失，只是一味关注诺贝尔奖提名或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除了增长国人的虚荣心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编辑：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