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实践底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发展，成了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从此走上改革开放的快车道。改革的第一声春雷炸响了，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最早开展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采取的改革措施。从1979年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因为实践表明，它使农业增产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发展动力、带来了希望。
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后，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乡镇企业自筹资金，自购设备，自谋产品销路，自聘城市退休技工来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道新的风景线——火车上、长途汽车上，经常看到一些农民模样的人带着大包小包，走向全国各地。他们是新兴的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带着样品和订单，到处推销本企业的产品。这样，大一统的计划产品市场被打破了，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形成了。这是奇迹，也是必然现象。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市场经济，乡镇企业功不可没。
农业增产增收促使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兴起，农贸市场相应发展，多年少见的鸡鸭鱼肉、香油、花生米和各色蔬菜等充满了市场各个角落。城市供应的丰富，使得实行多年的粮票、油票、肉票等票证就此取消。
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新景象。它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奠定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底色，那就是：以实践为理论来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拒绝本本，拒绝教条主义，致力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
建立经济特区：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开突破口
距离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广东深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香港的发展差距仍然十分悬殊。那时香港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而深圳只是一个小镇。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当时，内地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深圳的经济则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内地只有小商小贩经营，而深圳则可以成立和发展私营企业。
于是，深圳成了国内最早开放的地方。经济特区建立后，深圳面貌迅速发生改变。内地各省市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深圳，内地各省市的人才同样源源不断地到深圳去寻找发展机会。深圳也是最初的农民工就业地。从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的建设速度远远超过香港。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马路一条条又宽又平。深圳再也不是一座小镇，而变为一座国际性城市，规模比香港大很多，人口也多于香港。难怪全世界都称赞“深圳速度”。
当时建立的经济特区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随后又兴办了海南经济特区。刚建立经济特区时，在内地一些场合还能听到“深圳姓社还是姓资”的议论。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深圳的转变在不少人看来已超出了常规。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考察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深圳“姓社而不姓资”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人们更加清楚怎样判断深圳的制度属性：难道深圳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验区吗？难道深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政府的管辖区吗？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建立经济特区的意义不仅在于利用外资引进、管理和技术，更在于开拓出了一种重要的改革方法和研究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在于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也是改革；在于开辟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验场——经济特区既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也是理论创新的大平台。以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和有力引擎，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经济学也完成了从研究封闭半封闭经济体到研究开放型经济体、从研究稳态经济体到研究转型经济体、从研究计划经济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特别是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基础。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在讨论如何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承包经营责任制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时，人们提出了“首钢经验”。这是指：首都钢铁公司采取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效益提高了，利润增长了；而从性质上看，企业依然是国有的，所以无论从大方向上考察，还是从企业管理方面分析，承包经营责任制都具有很大可行性。于是从1987年起，国务院决定在一些省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试验。稍后，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承包热”。
然而，不同意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济学家从这一制度实行情况的调研中，得出了国有企业不宜采用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论断。主要理由是：第一，承包经营责任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产权清晰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之下，产权依旧是模糊的，这无益于国有企业的实质性改革。第二，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侧重于短期行为，如为了完成承包任务，企业行为趋于短期化，拼设备，拼消耗，结果受损害的是国有资产。第三，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的国有财产主管者同承包者在承包费高低上不停讨价还价、争吵不已，谁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操心？第四，首都钢铁公司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国家税收优惠条件下实行的，其他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如果得不到类似的国家税收优惠，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吗？不可能。
经过有关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讨论和质疑，特别是经过实践的检验，20世纪90年代之后，“承包热”冷却下来，国有企业改革转到股份制改革道路上来。股份制企业可以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也可以是上市公司，但一个共同特征是：产权清晰。这样就可以按照国有企业所属行业不同，分别制定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方案。
整个20世纪90年代，股份制改革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股份制企业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多少不采取统一标准，根据行业性质和企业规模而定。这样改制的企业，可以称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另一类是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革后，需要国家控股；至于国家控股多少，也要依据行业性质和企业规模而定。
20世纪9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是一件大事。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开辟了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当然，融资也是重要的），而是切实转换企业运行机制。为此，必须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和任期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只要改革方向对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就有希望。再进一步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市场既不完善而又缺乏真正市场主体的状态，所以改革应当以产权改革为主线，而企业股份制改革则是明晰产权、界定产权、培育独立市场主体的最佳途径。以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理论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
从林权改革到农村土地确权：中国特色产权理论建立
1979年全国各地农村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本来没有把林地包括在内，但当时一些地方把林地也给承包了。正值改革初期，农民们对改革形势还认识不清。一些人承包了林地之后就开始砍树，他们认为政策可能改变，今年既然把林地承包给我，不砍树卖钱就可能吃亏。结果，砍树成风。这导致了林地承包改革的停滞。直到本世纪初期，才在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省进行林权改革试验。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一场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才正式启动。
林地承包到户比耕地承包到户晚了20多年，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三个突破：一是明确了“70年不变”的年限。70年时间，孙子辈都长大了，正是“爷爷种树，孙子乘凉”。林农的积极性大增，爱林护林的热情高涨。二是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林地上的树木可以用于抵押、取得贷款。这样，林农发展林业和开发林下经济就有了资金。三是林地承包究竟承包给哪一级？是村级、乡级还是林业合作社？当时学术界曾有争论。而中央的决策是承包到林农户，“一竿子插到底”。这就大大调动了林农的积极性。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下一阶段的农村土地确权作了准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时，并未经历土地确权阶段。林地确权了，发了产权证，明确了财产权，林农安心了，现在轮到农村土地确权了。浙江、重庆、四川等省市，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试行了农田和宅基地及其上面农民自建住房的确权工作。具体地说，农民的承包地有承包经营权，农民的宅基地有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建的住房有房产权，三权（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产权）和三证（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产证）配套。这样，农民的心就定了，不怕土地会无缘无故地被圈走。这就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土地确权在保证农业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使用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使农民的财产权益得到保障。同时，它也使农地承包户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确权的推进中，以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培育真正市场主体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产权理论建立起来。这一理论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是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与西方鼓吹私有化的产权理论有着本质区别。当前，农村土地确权后的土地流转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关于“非粮化”（原来土地上种植粮食，而新承包者改种其他作物）倾向问题，工商企业进入农村的资格审查制度问题，承包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农民自建房屋能否用于抵押的问题等，都需要中国特色产权理论深入研究，作出科学回答。
农村新气象和农民创业热：为人力资源理论增添新内容
农民的积极性之所以在土地确权以后高涨不已，是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符合中国国情，是从长期改革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哪里有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落实财产权的记载？只有懂得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家才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
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土地流转大大加速。一些农民在外地务工多年，学会了经营管理，有了技术，积蓄了资金，为了求得进一步发展而回乡创业。他们珍惜自己的承包地，还通过转包、租赁等方式，决心办好家庭农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果树业，并不断扩大规模。还有一些农民有手艺，有专门技巧，或善于经商。他们把自己名下的承包地转租出去，一心一意扑在外出经商上。他们是当前中国的另一类创业者。
与此同时，耕地并没有荒芜。田，总是有人来耕种的。在浙江一些地方，本地有技术、有手艺的人外出经营，外地的农民就来种田了。我的故乡江苏扬州仪征，本地的农民去外地就业，苏北的农民就来种地了。他们在这里种地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是新型农民。他们不仅种田，而且懂得市场需要什么、怎样满足市场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的流动数量和流动速度是世界罕见的，因此研究农村与城市之间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流动是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条件，因为人力资源流动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在等待着各种专业人才、技术工人，这也鼓励更多的劳动者去深造、学习，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力资源流动性强，表明人力资源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缺乏流动性，则表明人力资源的潜力可能接近于枯竭。
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孕育出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城市化开始时杂乱无章、缺乏统筹安排，以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失业人数也日益增长，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城市病”。等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发现这一系列问题时已经晚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财力和人力去解决。
中国的城镇化除了遇到同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类似的问题，还有中国特殊的问题，这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比如说，农民工进城后，虽然已工作多年，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难以融入城镇社会，不能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又必须分阶段推进。这确实是个难题，也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一种做法是推行“积分制”。这是根据深圳、上海等城市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做法。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不少苏南、苏北、浙江、安徽等地的农民工涌入上海的企业工作，他们已成为上海工业企业中的骨干力量，但依旧是农民户籍。为了留住这些人才，上海推出了“积分制”，即把外地来上海工作人员的学历、技术水平、来上海工作年限、是否得过奖等等一律折成“分”，“分”够了就转入上海城市户籍。“积分制”已被国内一些城市所借鉴。
另一种做法是“分区推进”。老城区重在改造，包括工厂迁走，棚户区改造，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建成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区。新城区重在培育经济增长点，成为高新技术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则是农村改建而成的，重在集中居住，使农民有舒适清洁的住宅和环境，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做到了这些，村的建制就改为社区建制，于是整片地区转为户籍一元化的新社区。无论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建设还是新社区改建，关键都在于以人为本。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就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它孕育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和做法，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出发，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规律，求解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总结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结论，构造起全新的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经济学要关注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又十分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扶贫奇迹；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小康再到建设全面小康的大踏步跨越。但随着贫困人口减少，“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效果已不甚理想。为了使扶贫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为了让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最近几年我国采取了“精准扶贫”的做法。
不管扶贫资金来自财政拨款还是来自金融信贷或民间捐赠，都要用得有效。为此，关键是把握以下三个原则：第一，贫困地区的村干部和农民都要转变观念，不能有依赖思想。要认识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一定要建立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在扶贫资金的帮助下摆脱贫困。第二，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找到致富产业，并齐心协力把致富产业做强做大。第三，要留住劳动力，包括欢迎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一个村寨，如果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了，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即使有再好的规划，也富裕不起来。
对于一些居住在高山上等自然条件恶劣地方的农户，要动员他们搬出来，妥善安家，经营林下经济或养殖业、手工编织业等，这样也能逐渐富起来。
扶贫问题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与西方经济学有很大不同。西方经济学把人抽象成“理性人”，实际上就忽略了人的各种需求。而中国特色经济学在研究中把人还原为现实人，关注满足人的各种现实需求，关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西方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也缺少推动实现社会共同理想的内容。而中国特色经济学关注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社会中长期目标和人民共同富裕而服务的，它研究的主题和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发挥出来。因而，它不仅研究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涌现和物质生产的增长，而且始终关注人们觉悟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提升，是更加贴近现实需求、更加人性化的经济学。
经济新常态和转变发展方式：开启中国特色经济学创新空间
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以追求数量和规模为目标，不少地方相对忽视质量和效益提高，这在经济起飞、快速摆脱贫困阶段是很难避免的。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央提出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这不仅对经济发展实践具有深远指导意义，对中国特色经济学创新发展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就是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现阶段，高速增长已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它至少会带来或加剧五个方面的后果：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破坏，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低效率，错过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调结构、去产能、补短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于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6%—7%的中高速就可以了。
调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最重要的事情，但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为了调结构，必须痛下决心消除产能过剩现象。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下岗人员？其实，与其让政府养亏损企业，不如养职工。这是因为，该关闭、淘汰的企业是一个个无底洞，与其填无底洞，不如让它们破产重组。而职工则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长的职工，让他们退休，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另一部分是中青年职工，让他们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在适当的企业找到工作；如果他们愿意自主创业，政府可以给予减免税等扶助措施，也可以鼓励银行给予贷款支持。
现阶段怎样补短板呢？基本做法是鼓励创新，鼓励民间资本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短板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经验。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份额不是固定不变的，市场只认可最优秀者。在市场竞争中，永远是优胜劣汰。有创意、有创新，就能抢占竞争制高点、得到市场青睐。这会激励更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齐心合作，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时，既可以从需求侧进行调节，也可以从供给侧进行调节，二者是可以相互配合的。但需求侧改革着重于内需扩大，而供给侧改革着重于结构调整。与需求侧改革相比，供给侧改革更为艰难，也会涉及市场主体重组。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供给侧改革更有必要。也就是说，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为了不贻误时机，理应通过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使国有企业增强活力，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民营企业在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正在发展构建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在中国经济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一理论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巨大创新空间。
这里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八个问题。虽然这八个问题远不能概括我国30多年改革发展所走过的全部路程，也显然不能穷尽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特色经济学是怎样一步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经济学者，包括老、中、青三代人，热情参与了这一进程。我们之中，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敢说自己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预料到中国经济所要经历的过程。改革发展的实践不仅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课题，而且不断对经济学研究进行检验。没有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我们能学到这样丰富的经济学说吗？中国特色经济学能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吗？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不会止步于任何一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也不可能自称已到达经济理论的终点。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无限生命力，它会继续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发展创新的重大成果，生动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其发展基础和创新源泉。中国特色经济学必将继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而茁壮成长、开枝散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