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迟子建：冰和雪就是我的呼吸
[ 摘要 ]黑土地上的古今风情，化成她笔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然而变化的是结构是形式，不变的是冰雪是人心，“冰和雪就是我的呼吸。”
迟子建
迟子建沉静如雪。在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的入校仪式上，听着二三十位评论家从不同角度赞美她的作品，迟子建面色平静。只有当老友聊起多年前的某桩旧事，才发出会心一笑。转过天来还是师大，面对台下四五百学生和读者，迟子建明显放松得多，也笑得更多。
写作三十年，迟子建从来没有开过关于自己作品的研讨会。尽管在中国文坛，研讨会是极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圈内人常藉此拉近彼此的关系。迟子建不喜欢。“我也不反对研讨会，不反对别人去开。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讨会，对一些新人是有好处的。但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泛滥的研讨会，我不是很喜欢。”
那天紧跟入校仪式的研讨会，多少有些像迟子建所说的那种。在次日对学生的讲座中，她这样说道：“很多批评家老说我早期作品写童话，我也不大理解。我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忧伤的。”早期的迟子建的确是写过“童话”，但那是个带着伤痛记忆的故事。1985年，迟子建趁着一次研讨班的机会，拿着被退稿的《北极村童话》，忐忑地敲开了时任《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房间的门。慧眼识珠的朱伟，看完小说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寄给《人民文学》？”小说最终顺利刊登在1986年2月的《人民文学》上，那也是迟子建登上文坛的第一个中篇小说。
在迟子建的创作生涯里，2005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那一年，她写出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两部重要作品。前者为她带来中国文坛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后者则令她释放了自身的悲伤。那段时间，迟子建的个人生活遭遇了巨大的变故，爱人因车祸离世，于是“特别想用小说告别，或者说纪念一段感情。”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迟子建就如此写道，“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小说中自然而然带有作者个人的伤痛，更多的则是众生的伤痛。主人公是矿工家庭，源自迟子建对黑龙江一次上百人死亡矿难的详细研究。“这其中写了矿难，写了一个人的伤痛和整个世界伤痛的关系。”
而今，迟子建出版作品已上百部，仍然保持着沉稳的创作节奏，每隔两三年就有新长篇问世。在她的作品谱系中，既有宏大历史的《伪满洲国》，也有受先锋文学影响的《初春大迁徙》。黑土地上的古今风情，化成她笔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然而变化的是结构是形式，不变的是冰雪是人心，“冰和雪就是我的呼吸。”
以下是腾讯文化对迟子建的专访内容。
谈写作：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腾讯文化：你写作三十年，却没办过作品研讨会。想请问下是怎么考虑的？
迟子建：我不大喜欢研讨会，这是真心的。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我有回头看自己作品的习惯，每隔几年都会回看。
因为写作的时候，你沉静在对作品的热情里，剧烈地燃烧，像在热恋状态中，你是看不到缺点的。但小说就是遗憾的艺术，回头来看，任何作品还是能发现它的弱点。对自己深知的弱点，你在未来写作过程中就会调整。重读的时候，这种警醒和对自己文学上的判断可能更强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自己的批评家，时刻提醒自己，比听一些表扬的话更好。
我也不反对研讨会，不反对别人去开。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讨会，对一些新人是有好处的。但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泛滥的研讨会，我不是很喜欢。写了30年，一个作品研讨会也没开过，因为我内心对这样的形式是警醒的，包括对自己的写作。我相信我愿意接受批评，真正好的批评家，细读你的作品以后发现一些东西，会给作家起到有效的提醒，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流于一般的客套，我都50多岁了，也不需要这样的客套。而且不管怎么样，我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期待的。我还会这样写下去，持续地检视自己的作品，好的会坚持下去，不足之处也要有所思考，不能一味地一个人不停地走。
腾讯文化：我注意到你在听他们发言时也做了一些记录，具体记的是哪些呢？
迟子建：像陈福民、张莉、梁鸿他们讲的，有些我深有同感。梁鸿是比较有视野的，清晰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显然是写大的悲痛，这个时代之痛。而且作家当然要有思想性，但这个思想性要含而不漏，不能血淋淋地呈现，总要是艺术的。
我写的年头太久了，出版近100本书了。这样的一个量，很多批评家老说我早期作品写童话，我也不大理解。《北极村童话》其实就是用了童话两个字，写的是伤痛，文革岁月里我童年经历的一个斯大林肃清时期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老太太。我觉得是一个如诗如画般、童话般凄美的故事。其实从一开始我的故事就是忧伤的。
2005年，我写出了两部重要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个时期，女孩的忧伤已经变成了一种悲凉。包括《群山之颠》，我觉得如果批评家没有跟踪我一路走来的作品，只是从字眼上去理解、解读，可能是有些偏颇的。所以莫言那番话、包括苏童的，因为发自同行，他们知道写作的甘苦，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因为同行们觉得这是我经过了那样一段岁月以后作品的变化，也鼓励我这样一种走法。所以我不喜欢批评被标签化、被定义化。尤其限定在女性那种过分的(标签化)，这本身是把文学狭隘化，而且是作为招贴的一种。写作本身其实应该是把自己的心打开。有很多作家是自闭的，为什么世界文学史上很多文豪都是这样，他就是用一只笔，将自己的心灵世界向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可能是丰富的，可能这个作家在生活中他是单调的。
腾讯文化：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种密集的悲伤，有一种窒息、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你的作品体量非常大，这种密集写悲伤的并不是太多，其中有些像评论所说的带有温暖的色彩。想请问你觉得，相比较直接描写苦难，是不是挖掘背后人性的光辉更难一些？
迟子建：我觉得这种光辉不是要刻意去挖掘的，是人性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随着一个作家的心性，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态度，不断认知，在作品当中渐渐浸透进去。而不是你先确定了一个方向，从里面去挖掘。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例，我个人的伤痛和其中人物蒋百嫂的伤痛，其实都叫丧夫之痛。但丧夫之痛有轻也有重，我个人的悲痛在那样一个震撼的悲剧面前确实是很轻。确实这是我的体悟，就是我们不要把个人的痛苦放大。一定要想到众生的这种苦难，那么你的作品会获得一种升华、一种沉淀。从文学意义上、艺术意义上，这种沉淀就是一种艺术上的飞翔，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很多东西在一个瞬间把你唤醒，才能和艺术融合。
腾讯文化：包括你在写《白雪乌鸦》的时候，后记里说了一句，其实是想写这种日常生活的。
迟子建：对。我觉得所有的小说不管多么沉重，像我写的《伪满洲国》《白雪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包括《群山之巅》，看似是当代题材，其实是有关整个战争时期人物的命运，和那段历史的紧密纠葛，题材上应该是比较大的。我用的都是很日常化的(细节)。小说家如果对细节和日常生活失去判断，小说的日常性如果不在了，那多么深刻的思想就是一具木乃伊，就是空中楼阁。小说家要做的事情，是把千年前的尸体、干尸木乃伊复活，你要让自己的心和世界打通，用丰富的细节、日常我们熟知的常态生活，把它点点滴滴地渗透进去。这个东西活了，历史活了，这个人站起来了，栩栩如生了。现在想想我们这几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是深刻的，但如果你把日常生活化的很多细节略去，把它里面的琴棋书画、螃蟹宴、赏菊花、打情骂俏、哥哥妹妹之间的那种缠绵细节、他们的衣着等等这些细节去掉，《红楼梦》还剩下什么？没有。那么我们在考察思想性的时候，实际上高明的作家对这些东西是不浪费的，每一个东西都构成了他文学帝国的版图，一块一块的，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在这点上王安忆是很了不起的，她就是关注日常性。我也很喜欢苏童的作品，他的很多作品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是入木三分的。有很多好的作家，包括莫言的作品也都有这种日常性，你看到有些情节是超现实主义的，甚至是荒诞的，但是它建立在对日常人的关照基础之上。所以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我是认可的，再深刻的思想，再伟大的想法，再重要的题材，如果没有日常性是没有意义的。
我喜欢静水深流。我觉得真正好的、大气磅礴的东西未见得像大海一样一定要卷起九级风浪。有的时候，大的哀痛是平静海面之下的。如果能写出海面下的风暴，而不是海面之上滔天的巨浪，这种作家真的很了不起。
腾讯文化：有些年轻作家表示，那种宏大背景的传奇性的题材，似乎被老一辈作家写尽了，他们只能另辟他途。也有作家说现在仍然需要宏大叙事的作品，你的看法是？
迟子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存在，宏大叙事要看从哪个角度理解。比如海明威是宏大的，福克纳也同样应该是宏大的。海明威是面向世界的宏大叙事，他经历过那样的战争，有过那样的伤痛。你看他笔下有很多硬汉的形象。福克纳恰恰是走入内心的宏大叙事，类似法国普鲁斯特写的《追忆似水年华》，都是内心非常强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种。托尔斯泰显然又是一种开放式的宏大叙事。我觉得不要把宏大叙事偏颇地理解成就是针对某一个大的题材，或者年度跨得很久远的一定是宏大的。我觉得针对某一点切入，哪怕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在一个方面达到了它的深邃，洞悉了人类的弱点，那么它就是宏大的。因为它在文学上、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这是宏大的。
谈到青年作家觉得有些东西被写过了，我觉得不是的。因为在每个时代对于宏大叙事的理解，每一个时代之痛是不一样的。小说家应该很细致地观察这种变化。痛有多种多样，也是千变万化的，能写出很精彩的这种变化就很了不起，这也是一种宏大。
腾讯文化：有些人觉得既然宏大的故事或者传奇性上没办法，他们就开始从节奏上、形式上寻找一些突破。我也注意到《群山之巅》这本书结构是很有意思的，每一章单个看可以，然后又是一个整体，最后汇总。对于你这样写作技巧非常成熟的作家来说，在结构和节奏上，还会不会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
迟子建：会的。尤其进入长篇的时候，每一个长篇都要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去进入。这就很像一个交谈的方式，如果找到一种很舒服的交谈方式，我就能敞开心扉，能共融地讲话。在长篇的结构上，其实就是这样，塑造人物的小说家要找到和自己人物对话的最恰当方式。比如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我就写了“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我找到了这种谈话的方式，跟老酋长的遗孀，就能很顺畅地进入，这个就是形式感。从一天当中清晨到正午到黄昏，用这样的一个对话做了一个长篇，这种形式感是很重要的。
迟子建入校仪式
《白雪乌鸦》写到百年前，以更直接的第三人称进入，我觉得就很顺畅，能把很多故事勾连起来。到了《伪满洲国》的时候，我用的是编年体。那是我最长的长篇，68万字，出了两卷。我进入日常化的描写，用小人物来勾连它的时候，最恰当的办法就是编年体。假使1938年出现了一个劳工，在1945年东北光复的时候这个劳工归来，带着岁月的风尘和经历就出来了。我就采用了编年的方式。
到了《群山之颠》为什么用这种形式呢？因为这里面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特别勾连的地方。如果你拿出任何一条线用第三人称平铺直叙，这个容量太大了。可是我用倒叙，就把整个事情都解决了。每个人物背后都是有故事的。你拿出陈金谷，他的过去和女知青的故事，怎么样有私生子。拿出辛开溜，被误解为逃兵，战争岁月的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如果再说他娶那个日本女人秋山爱子，战争的悲剧又出来了。
所以在进入之前，有的人经常说我只要拿起笔来就能写，我不是。我写《伪满洲国》要绘图，写《白雪乌鸦》我也画一个图。写《群山之颠》也是一个人物的谱系关系，大体的设计脉络你要了然于心，进入写作的时候就不会慌张。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是赞同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这种恰当的形式，也就是它的艺术性。
腾讯文化：采用这种结构的时候你还有怎样的设计？
迟子建：我自己觉得整个故事的延续是一环扣一环的，只有读到最后的时候才知道以前的设计是有用的。比如像写到秋山爱子的时候，就写到辛开溜失去了这样一个老婆，一个早晨就失踪了。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结尾的时候嫁给苏联人又生了一个儿子，来到龙盏镇找哥哥，就是到酒馆跟他来认亲。这样秋山爱子整个一生的脉络，一个小小的人物在这里就清晰起来了。可是没有以前的铺垫，后面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包括里面的林大花等等。这个作品我是极其用心了，因为这样的写法是不讨巧的，非常累。读者可能有好奇心，想立刻知道结局。但是这个人她没了以后，可能在结尾再出来。
腾讯文化：刚才提到的《伪满洲国》可以说是你一个带有转折性的作品，其中有宏大的历史场景。您是否觉得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迟子建：(实际上)是没办法让批评家对你的作品一定合拍的。《满洲国》出了很多版本，国内最早是作家社版，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在《钟山》发表的时候叫《满洲国》，后来加了一个“伪”字。但是台湾版的就是《满洲国》，日本也翻译过去了，叫《满洲国物语》。《满洲国》这部长篇小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确实是特别重要的。我在30多岁的时候建构这样一个场面确实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几乎是准备十年，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写。
可惜我认为，中国文坛那时候的热点可能并不关注这样的作品。而且作品的长度也给很多人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我觉得如果重读《满洲国》，在文学意义上，我30多岁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探索依然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没关系，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性。比如说箫红和张爱玲，她们当年的很多作品也遭到了误读，可是多年以后重要性被发觉出来了。当然我不是说《满洲国》多少年以后会怎么样。有的东西永远会是这样，那也没关系。也许这是它的命，对于我来讲，我作家的使命完成了。其实如果没有《满洲国》这部长篇的写作，可能我也未必能开启以后长篇的连续写作。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甚至不被人提及的《越过云层的晴朗》，直到《白雪乌鸦》《群山之颠》。我想《满洲国》写作的这种锻炼和我在30多岁的时候的这种营造，有点像调嗓子，很必要，也很重要。
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批评界对它谈及得比较少，很多读者还是比较喜欢的。普通读者是没有功利心的，他喜欢你的作品，翻回来重读的时候可能会在文字中发现他们比较认可的东西。
腾讯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还带来了文学之外的效应，很多人去那里旅游。还有关于“最后一个酋长”重返大山这样的报道。
迟子建：这个部族只是小说的一个分子，只是一个背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如果放弃虚构，营造小说的兴趣我可能就没有了。
腾讯文化：说到少数民族，前几天我采访了阿来，他一直写藏族。他说其实现在读者也好，外界也好，对藏族都是用异域的眼光来看，都有一种浪漫化、想象化的东西。
迟子建：阿来说得特别精彩，在我心目中他也是中国当代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他在民族、自然、人性这块理解是非常深邃的，又不狭隘。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两个也谈到过自然这个话题，他觉得我作品里大自然的色彩是比较浓。这个大自然像梁鸿强调的不是风情化的，而是内心的一种东西。(风景)只不过就是一个背景，(内在)这种伤痛可能更深。
真的不能把异域招贴化、风情化，这个都是流于简单了。
腾讯文化：很多去旅游的人，也包括外界呼吁的人，其实都是把那里当做一个比较好奇的样本对待。你觉得对鄂伦春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我们是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和态度面对？
迟子建：就是平等尊重他们的民族习俗，它成为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个文明的活化石未尝不可，只有200多人的部落，为什么不可以？现在事实证明，这个部落还是在深山里生活。而且我也挺开心的，经常有读者说带着一本《额尔古纳河右岸》去游览额尔古纳。哪怕他作为一种旅行，也看到了一个民族活生生的存在，也是好事情。
腾讯文化：我当年读《白雪乌鸦》的时候注意到，你写的傅家甸那个地方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交汇之地是否你关注的一个重点？
迟子建：也不完全是，很多作品还有另外的风貌。我出生的地方就是中俄交界，外面是苏联西伯利亚的森林和草原，除了一条黑龙江隔开，地貌特征是相似的。我可能就比较自然地，在一些中、短篇，长篇里面像《额尔古纳河右岸》展现比较多一些。这是带着我生命和生活特色的，进入我的文本特别自然。我的作品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整个是没有离开东北那一片冻土地，因为那片土地我特别熟悉。所以如果让我写南方，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我没办法洞悉那里，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那片冻土地给我带来的冰水的气息，我呼吸的也是一种很凛冽的东西。我的作品气质必然带着那片土地的寒凉，当然也有我对人性不屈当中的一种柔软部分的表达。
谈责任：每个作家都关注社会问题
腾讯文化：在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当年的繁华现在已经有些衰退。你觉得东北的经济状况可以带来文化上怎样的反思？
迟子建：东北整个经济是比较低迷的状态，最近国家对东北有振兴的计划，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我觉得经济生活就像我们谈到的，渗透进文学是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枝节上表现出来的。我还是从日常人们的生活状态看经济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下岗、失业等。这不仅是东北遭遇的问题，也是很多地方的人遭遇的问题，包括大学生很难就业的问题。中国面临着老龄化，社会问题是每一个作家都关注的。我从关注普通人入手，他们身上带来的这种风霜雨雪，社会变化带来的心理变化自然就出来了。
腾讯文化：我想这也是作家本身的一种社会责任。你本身还有政协委员的职务，我们知道有些政协委员的提案不能马上就有结果。不知道你以前的那些提案，后来的反馈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在黑龙江政协的提案也有反馈。比如我提的供暖收费不合理，比较霸王条款的，近几年有修订，也不止我一个委员提的。因为燃煤在下降，价格在走低，供暖费相应就应该降低，已经下调了大概2块钱左右。
在全国政协这块，我做的关于流浪乞讨儿童的提案，是很多人都会遭遇的景观。我觉得协调各部门可以做一些比较有为的事情，这个提案也得到了一些重视。我上个月还收到了民政部给我的专程复函，对我提的每一个方案的答复，说心里话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腾讯文化：你本身还是黑龙江省作协的主席，我们知道各个地方作协主席的工作略有差异，你是属于比较操心的那类吗？
迟子建：也有操心的地方。我两方面兼顾，所以比较累。单位这边当然比较好，有党组负责日常工作。但是关于文学这块，我来之前刚主持评完黑龙江文艺大奖。这块我也会亲力亲为，我还主编了《野草莓丛书》，给中青年作家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两年一辑。为青年作家未来发展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因为你毕竟在这个岗位上。黑龙江我觉得未来还会出文学大家，因为那片文学土壤好，且不论经济，而且有一些渐渐起来的青年作家，将来也可能借助你们腾讯的平台发展得更好。
谈创意写作：作家的经验就像一次性纸巾
腾讯文化：你参加过北师大和鲁院合办的作家班，在海洋大学、香港大学等做过驻校作家。你觉得大学在培养作家方面可以做什么？驻校作家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迟子建：当时北师大的作家班确实是功不可没的。莫言、余华还有刘震云，很多作家在那儿，那时候又年轻，听一些课还是有必要的。
我这次重回师大，一个原因也是想读读书，感受一下学院的气氛。包括昨天听一些批评家谈我的作品，我也可以回望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驻校作家期间给我安排的活动并不多，有充分的空间和自由。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形式而已。
腾讯文化：我记得你写当年在作家班看电影的时候，牙膏被挤出来，车厢里都是那种味道。那么多作家参加作家班，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当时还有怎样的深刻感触？
迟子建：那时候就是指定一些指导老师。像崔道怡，他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对我们的作品有针对性地点评。那期间我写了《原始风景》。比如说像莫言的新作出来了，余华的、刘震云的，那时候他们都是鼎鼎大名了。我们班还有毕淑敏，我们传看大家的作品，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低头看手机。我现在也没有用微信，我觉得手机已经很罗嗦了。现在都埋头看这些东西，那时候我们是传阅作品的。比如米兰·昆德拉、劳伦斯这样的作家，大家都会去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大家互相之间有交流，这是有好处的。
腾讯文化：你觉得国内现在兴起的高校创意写作，与国外的写作计划有怎样的不同？
迟子建：其实苏童、莫言、余华都去过美国，我是和刘恒一起去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它的交流比较多，那三个月跟世界各地的作家有各种专题讨论。比如说针对中东问题，针对写信的问题，我记得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专题讨论。还有作品朗诵会、电影观摩，非常丰富。我们还去了密西西比河旅行，安排是很丰富的，就是一个文学大家庭的感觉。
腾讯文化：大学里发现写作好苗子的话，可以怎样培养？
迟子建：作家严格来说是很难培养的。每个作家的经验就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每一部作品都是这样，一个完成了，你这个经验对另外一个作家就是没用的。我们读任何经典作品为什么能从中获益呢？因为你看到的是果实，看到果实的时候一定就会品味它的芬芳，你感受它的气息已经足够了。
谈阅读：读佛经修养身心，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腾讯文化：从你现在的阅读经验来说，还是在读托尔斯泰那样的经典作品？
迟子建：我还会重读。我觉得经典作品确实需要重读。从经典作品里会获得力量，这种滋养是永久的。一定要读经典，这是经过时间检验、千锤百炼的。
腾讯文化：可能年轻的写作者们，开始看很多国外新的作品，到了一定阶段还是要返回去看经典。你觉得存在这样的规律吗？
迟子建：第一，经典肯定是不会过时的。第二，任何文学思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作品推动，没有金子似闪光的东西作为一种佐证，那么这种思潮也许就成为大浪淘沙里的沙子，很快就会过去，成为空中的浮云。
腾讯文化：你曾提到过受佛教的影响，平时会看佛教书籍吗？感觉对写作有何帮助？
迟子建：我会读一些佛教经典，《心经》是经常读的，也读《金刚经》《法华经》。至少对我的生活是有帮助的。你要涉猎一些宗教性的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讲修养身心是没有坏处的。
腾讯文化：你刚才还谈到了一点，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但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里克西耶维奇，是写纪实文学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迟子建：我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是我知道她写的作品是对整个人类的反思，对大灾难的反思，从真实性上入手。可能真实性这一点是现在文学面临稀缺的东西，它是一种提醒。但是我依然认为，虚构的力量对于小说家、对文学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力量是艺术的力量。我们不能完全强调真实，把艺术放到一个遥远的背景，这也是很遗憾的。
腾讯文化：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但是国人对历史的伤口似乎有些淡忘，包括在慰安妇遗址的保护上等等。你觉得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迟子建：真正的伤口是不会被遗忘的，我觉得只要是伤口，作为文学都可以触及，去表达。
腾讯文化：文学是这样，你觉得现实中，国人对那段屈辱的历史是否比较麻木，选择性遗忘？
迟子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跟我们的传媒，包括你们的这种力量都有关系。当一个时代，如果把证据演成滑稽戏的时候，证据的东西就被忽视了，也许是被遮蔽了。作为传媒，包括我们作家，要有这种承担，被遮蔽的可能性、它的阴影部分就会减少。
腾讯文化：我们知道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作家来说可能并非决定性因素，但你这么多年来都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写那里的冰雪，地域对作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迟子建：冰和雪就是我的呼吸。如果大家只注意到地域，那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标签化。实际上你脚踩着东北的土地，描写冻土肯定是更得心应手。我总不能把我的人物，把风雪之中的人流放到江南去，这也是不现实的。这个东西像小说的空气一样，跟我是水乳交融的。我呼吸这样的空气长大，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很自然就会把它再现出来。
编辑：李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