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5名日战犯出庭受审 全部认罪有的求死谢罪
这片深色外墙的建筑，即是当年关押了近1000名日本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供图
9月3日，是大陆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两月前起，国家档案局就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1950年起，1000多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其中45人，于1956年出庭受审。45人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求死谢罪，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
中国政府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归国后，他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坦诚和勇气，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
这1000多名战犯，有900多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走出——这里是日伪时期的监狱，也是改造战犯“奇迹”之地。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发自抚顺
中苏边境秘密交接
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63年后，站在绥芬河站，赵毓英的脑海里，涌现1950年夏天来这里执行秘密任务时的情景。
那时的绥芬河是个边陲小镇。火车站站房像座小教堂，不远处的山坡上，绿树掩映着一些苏式房屋，其余是清一色灰的砖瓦平房或茅草屋。铁轨向苏联国境延伸，登高远望，异国的村庄依稀可见。边境看上去安宁，却又弥漫着那个年代的紧张气氛。就在一个月前，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赵毓英那年21岁，身材高挑，是护士长。1948年，她在沈阳就读盛京医科大学的高级护理专业，1949年，该校并入中国医科大学，1950年夏，她提前毕业。
7月的一天，赵毓英被学校通知，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到。任务很快传达下来。接东北公安部通知，管理所派出1名医生、3名护士、3个翻译，到沈阳与工作团汇合。7月14日，工作团30余人从沈阳出发，日夜兼程抵达绥芬河。
工作团的任务是，接收969名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这969名战犯，在苏联服了5年的苦役。二战结束后，被押送到苏联的日本战俘约有60万人。一般士兵服役5年后，被遣返日本。其余3000人被定为战犯的滞留苏联，其中2000人，已被苏联军事法庭宣判，剩下的969人便是引渡对象。
引渡仪式在7月18日上午举行。绥芬河站的宽轨上，停着17日夜间抵达的一列苏联闷罐货车。窄轨上停的，是中方的绿皮客车，设有座位，窗户糊着报纸。
赵毓英站在接收队伍里，看到战犯们一副狼狈样。“下车时，阳光晒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天气炎热，苏联闷罐车像桑拿房一样，把战犯们热得汗流浃背。他们衣衫不整，有的故作镇定，却掩盖不住惊恐的神色。”
赵毓英有过亡国奴的童年经历，执行这个任务让她特别解气。“过去压迫我们中国人，残害无辜老百姓的，不就是这些人吗？”
担任翻译的金源后来在回忆录《奇缘》中写道：战犯们在指定座席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挨着询问有无病号。战犯们谁也不开口，但医生们很快发现一些患病的战犯，并给他们打针吃药进行简单治疗。
每个战犯发了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等。战犯们狼吞虎咽，很快吃光。晚餐是每个人一大碗大米饭，炒猪肉、炒鸡蛋和一碗汤，不够可以添。金源随口问：“一定很饿了吧！”一名战犯回答：“5年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抚顺典狱关住建造者
对这座修葺一新的监狱，大村忍记忆深刻，这里关押过的都是抗日的“政治犯”。
绿皮车上的日本人，并不知道列车驶向何处。7月21日，凌晨3点，天未亮，列车停了。有人掀起窗户上的报纸，看到站牌。
“我们是要在这儿做苦役吧？”
早先，苏联人为了安抚他们，称此行是路经中国，全部遣送回日本。
战犯们集体下车，随后被大卡车押送到一座连着高墙的大铁门前，被分配到一个个监舍里。
天亮了，穿透窗户的阳光，将铁栅栏的影子投在铺位上。他们察觉到，墙壁上贴着《管理条例》，最后一行的落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各监舍立刻骚动起来。有人把通告撕下，用脚狠狠地踩。
被称为战犯，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此前，他们一直以战俘自居，因为战俘无关犯罪，战争结束就应被释放。
对这969人，苏联的定性是“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中方干部回忆，苏联人在移交时还叮嘱：“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这份名单，包括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等。巧合的是，一个叫大村忍的，当过10年的抚顺典狱长，而抚顺典狱，就是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典狱是日伪时期的旧称。1936年，关东军开始修建这座监狱，1937年6月竣工交付使用。原有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有1/3以上被用做刑讯室，仅刑具库就有100多平米，此外还设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等。
接收战犯前，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万元，改建抚顺典狱。新建了礼堂、医务室，彻底清除了刑具和刑讯室，处决犯人的刑场也被改建成运动场，过去用来折磨犯人的镇静间，也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还专门开辟了图书室和电影放映室。
对这座修葺一新的监狱，大村忍记忆深刻，这里关押过的都是抗日的“政治犯”。战犯管理所旧址保存着他的笔录：“我曾亲自审问，加以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1945年6月到8月，病死五六名，当处理尸体时，没有将部下监督好，埋得很浅，尸体被狗拉出……”
日本人建造的监狱，最终用来关押日本战犯，甚至原来的狱长。这像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仇人还是战犯
孙明斋向全员转述周恩来的话：“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起初，969人没有一个承认战犯身份，他们坚称自己是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则纠结于：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战犯？
管理所第一任所长孙明斋是老革命，老家在山东海阳。孙明斋在回忆文章里坦承，最初连他都抵触。他回忆日军扫荡家乡的惨状：房子被烧、东西被抢、乡亲被杀、舅舅被日本狼狗咬死。“当年穷凶极恶的强盗，如今竟让我负责管理，我该怎样对待他们呢？”这是他的心结。
东北公安部的部长汪金祥借鲁迅的话开导他：“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管理教育日本战犯，前人没有先例，今人没有样板。党既已把改造这批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那就是说，党相信我们会把这批战犯管理教育好。”
孙明斋走马上任。但下属并没有这么快想通。赵毓英记得，看守班长王兴情绪很大。王兴10岁时，亲眼看到日军残杀7个亲人。如今仇人变囚徒，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谈话要和蔼，王兴气得浑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
为此，孙明斋向全员转述周恩来的话：“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孙明斋还要和战犯交锋。一天，原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孙明斋，称他们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结束，战俘应全部释放。
“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孙明斋把他呛了回去。
藤田茂走了，又来了一名战犯。他称中方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他们，“违反国际法”。
孙明斋指令对这名战犯单独关押，责令做深刻检查。7天后，他在扩音器前，向全体战犯念他写到第4稿的检讨书，承认自己在部队时屠杀过许多中国人，是战争罪犯，并表示今后重新做人。
对照《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关押在抚顺的战犯，属于乙级和丙级。为了让战犯心服口服，管理所组织他们学习国际法。数轮交锋下来，一些人开始反思过去。
诉苦运动派上用场
战犯学习小组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发言讲述家史，很多人因此涕泪交加。
统计显示，969名战犯中，将官约20人，校佐级有220名左右。其余700余人曾是警察、宪兵、特务等，为校佐级以下。
翻译吴浩然回忆，当时摸底调查发现，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劳苦家庭，文化程度多为高小，被俘时年龄在20到30岁，信奉武士道精神，对于罪行，均以“奉命行事”推脱。
1950年底，受朝鲜战局影响，战犯管理所迁到哈尔滨。吴浩然随其中500余名校佐级以下战犯，住在哈市以北的呼兰县监狱。根据上级指示，管教员在呼兰县监狱组织起战犯自学小组，吴浩然称，当时的宗旨是不搞强迫命令和硬性灌输。他们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小组，各组选出小组长。
学习资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及日共编写的一些文章。有的战犯在讨论中说，日本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同列宁分析的一样。他们开始认识到，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欺骗。
1951年3月，战犯全部迁回抚顺。管理所把80余名“进步”战犯分配到各监所，系统组织反军国主义教育。学习小组很快得到壮大，后来还成立战犯学习委员会。
中共在土改时的“法宝”——诉苦运动派上用场。战犯学习小组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发言讲述家史，很多人因此涕泪交加。
学习小组还让战犯“对比两种制度下的监狱”。当年的日伪警察、宪兵、特务、狱吏，都被选为发言人。
大村忍感触尤深：“过去，这里是关押中国爱国志士的地方。那时这里只能听到拷打声、镣铐声和惨叫声，这里又脏又臭，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服劳役。我们现在吃着大米白面和鸡鸭鱼肉······我们现在住在这里，人格受到尊重，当局不打不骂，还处处关心我们的健康。真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监狱。”
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这为最高检察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超常人道主义待遇
战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1斤才1毛钱，猪肉1斤才3毛钱。
赵毓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呆了9年。回忆那段经历，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待遇，甚至超常的待遇，首先体现在饮食上。入所之初，战犯的伙食与管理人员平等，都是粗粮。但战犯不领情，有的把饭菜倒到马桶里，甚至闹到绝食。情况上报后，东北公安部传来周恩来的指示，战犯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分成3级，按小中大灶3种待遇，战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赵毓英类比说，“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1斤才1毛钱，猪肉1斤才3毛钱。”
她当时身兼营养护士，负责给战犯调配食谱。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炊事员高震负责采购。看到她开的菜单，高震气愤不已：“是谁出的这些馊主意？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儿有西红柿。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的，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但抱怨归抱怨，政策还得执行。
人道主义还体现在医护上。战犯最初到达抚顺时，有一半患有高血压，一些官阶较高年纪也较大的，还患动脉硬化、冠心病、肺气肿等病症，有的患有性病和因性病引起的梅毒性心脏病，有的患肺结核、风湿病症、末梢神经炎等。
对此，管理所组织针对性的治疗，定期体检，督促战犯们运动、讲卫生。
赵毓英印象深刻的是，医务室曾治愈患精神病的战犯渡部信一。渡部在1954年秋天突然发病，不饮不食，终日烦躁，时哭时笑，时而祈祷跪拜。
“为了治愈他，我们不知想了多少办法。当时采用休克疗法，每次他一休克，我们就守护在旁等他醒来，为他拭去汗水，换去被汗浸透的衣服，以免他着凉。”坚持十个多月，渡部终于康复。
战犯管理所旧址，至今保存一张武部六藏睡过的特殊病床。床上安装了一块可以活动的挡板，防止他摔下。
赵毓英回忆，1952年的一天，武部突发脑血栓，嘴歪眼斜，半身瘫痪。医务室全力抢救，使他免于一死。病情缓解后，领导派女护理员焦桂珍环伺左右。
焦桂珍一天数次给他翻身，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全身，按摩压迫部位。武部在病床上躺了4年，在她精心护理下，养得红光满面。60多岁的他后来认罪，赞扬30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他。
这批战犯素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一说。两个意见领袖最后都认了罪。
同样的感化教育，也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同时进行。这里关押的日本战犯有140多人，二战期间被中国俘获。
战犯的悔罪，为军事审判奠定基础。
所有战犯全部认罪
周恩来专门指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1954年3月，在中央的指示下，最高检抽调审讯员、翻译、书记员组成工作团，分赴抚顺、太原等地，准备诉前工作。
1955年，周恩来专门指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
两地一千多名战犯，起诉名单经过一再精减，最终决定起诉的只有45人。所有被告人均配备律师。
45名战犯分两类：一类是职位高罪行严重者，另一类是职位虽低，但罪行特别严重者。这45人分3批，在沈阳、太原分别起诉。
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第一个受审的是藤田茂。藤田茂在后来写的《回忆军事审判》忆及：将他当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的罪状列了7项，军事上的罪行几乎没列，最大的问题是残害和奴役居民、破坏和焚烧房屋，掠夺粮食和牲畜，强奸妇女，杀害俘虏。
“我当中将师团长时进行过秀岭一号作战。起诉书上说，仅此一战，我便杀害了86名俘虏。我明白，仅此一项，即可判我死刑。”
起诉书还提及，藤田茂在当联队长时，指挥对山东省安邑县的一个村庄进行扫荡，全村男女老少140多名被杀，全部推进井里。
出庭作证的证人多达26个。其中一个是62岁的张葡萄。“他们全家都被杀害，只剩她一人。老妇人越说越激动，说得浑身发抖，满脸的汗水、泪水和口水，白发倒竖起来……我实在站不住了。难过、痛苦、肝肠寸断，发自内心地苛责自己，心想随您踢吧，咬吧，打翻在地吧。”
“审判长问我：被告对于证人的指控怎么想？我觉得无懈可击，便说：完全属实，我的确做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
6月19日，判决书下达，意料之中的死刑没有听到。藤田茂只判了18年，折去在苏联、中国关押的11年，刑期只剩7年。
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令藤田茂万分感动。听完判决后，他当庭认罪说：“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沈阳、太原两地法庭的判决显示：45名战犯中，刑期最低的8年，最高的20年。45名战犯，全部在抚顺服刑，太原战犯管理所随之撤销。
在此前的东京审判上，28名日本甲级战犯百般抵赖，企图逃脱法律的严惩。中国法庭上则出现罕见的情景：所有战犯无一否认罪行，无一要求赦免，相反都是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向中国人民请求严惩。
古海忠之获刑18年，他说：“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死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
罪行累累的铃木启久获刑20年，他在最后陈述时痛哭：“我表示衷心谢罪……我将牢牢记住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待遇。我坚决保证要彻底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重新做人。”
中归联和继承者
如今，3个20年已经过去，历史与和平问题，仍是中日关系的焦点。
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决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战犯，免予起诉的其他1000多名日本战犯，分3批释放回国。
1956年6月29日，第一批战犯335人在天津塘沽港登上客轮兴丸号，于7月3日抵达日本鹤舞港。他们遇到两件麻烦事：日本政府要向他们发放每人1万日元的“撤侨津贴”，警方向每人分发一套“大日本帝国时代”军服和军靴。对此，归国者们强烈反应，抗议并拒绝接受。
第二批战犯328人和第三批354人，分别于1956年7月18日和8月21日释放。1956年11月，东京的归国战犯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总部设在东京，各地成立支部。1957年，中归联会员合著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一书出版，在日本社会引发极大反响，此书经过增补修订，改名为《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被读者赞为良知之书。
1957年8月至9月，藤田茂等8名服刑战犯提前释放。至1964年4月，所有日本战犯全部获释。
1958年4月24日，藤田茂等8人踏上归途。登陆鹤舞港时，记者问有何打算，藤田茂指着胸前的日中友好协会徽章说：“今后干些什么，要等安顿下来再说。但这件事，我要拼命去做！”
两年后，1960年10月，在中归联第二届全国大会上，藤田茂被推选为会长，此后他连任数届。中归联发起寻找赴日中国劳工遗骨活动。藤田茂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回葬中国。
藤田茂，之后成为日本和平人士的旗帜人物。他带领会员奔赴各地演讲，劝诫民众反省战争。1980年，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
为铭记历史，1988年，中归联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竖起“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在战犯管理所旧址，菜园的篱笆上爬满牵牛花。赵毓英说，当年，翻译吴浩然在战犯副岛进回国时，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让他“下次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来，不要再拿武器了。”副岛进将花籽带回国后，种在庭院里。副岛进去世后，他的夫人采集花籽，回赠管理所。
随着步入老年，绝大多数中归联会员先后离世，这个组织于2002年解散。解散当天，由中归联会员后代及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发起“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记录侵华战争证词。
2013年9月，83岁的赵毓英受日本大地合唱团邀请，重访交接战犯之地绥芬河。
当年的绥芬河小镇，已变成14万余人口的绥芬河市。只有绥芬河站，还是当年的老样子。赵毓英想起两个14年：一段是日本侵华岁月(1931-1945)，一段是改造战犯岁月(1950-1964)。她也想起周恩来的话：“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如今，3个20年已经过去，历史与和平问题，仍是中日关系的焦点。
文中部分史实，援引自《从人到鬼从鬼到人》(袁韶莹、杨瑰珍著)、《我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奇缘》(金源著)、《震撼世界的奇迹》(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等，特此说明。
编辑：陈丹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