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兄弟的失和现场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周氏兄弟研究者黄乔生新作《八道湾十一号》就以这座历史名宅为线索，探寻周氏兄弟的故事与人生。9月13日，黄乔生携新书与周作人研究学者黄开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三联韬奋书店共话。
1919年底，鲁迅买下了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与二弟周作人共同居住，后来又把远在绍兴的母亲、原配朱安和弟弟周建人接来。从此这座四合院便跻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最重要的那些建筑之列，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都曾来此相聚，甚至毛泽东当年拜访周作人的时候也去过这个院子。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鲁迅写下了《故乡》、《阿Q正传》、《呐喊》等传世经典。也是在这个院子，周氏兄弟失和，1923年夏鲁迅搬出八道湾，院子由周作人一家居住，二次自此分道扬镳，留下了文坛的一桩谜案。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周氏兄弟研究者黄乔生新作《八道湾十一号》就以这座历史名宅为线索，探寻周氏兄弟的故事与人生。9月13日，黄乔生携新书与周作人研究学者黄开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三联韬奋书店共话这段扑朔迷离的往事。
黄乔生介绍，八道湾11号院从1992年起经历了至少两次拆迁危机，后来因为多方呼吁，终于得以保留，不过周围的胡同还是尽数被拆，只剩下这座四合院孤零零地伫立在一个中学的校园里。如今八道湾已不复存在，八道湾十一号还有。
不过拆迁也带来一个好处，11号院曾经居住了36户居民，院子里搭满的地震棚、简易房，完全看不到历史原貌了。拆迁以后，虽然胡同消失了，但院子得到整修，算是能一窥当年的模样。
作为周作人的研究学者，黄开发在现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周氏兄弟，如何避免价值评判所导致的向鲁迅倾斜，而能采取一个公允客观的态度。以往的研究，经常是褒鲁贬周，这是一种偶像式研究。
黄乔生回应说，研究鲁迅不能跪在地上研究，要用一种持平之论，自己这些年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接近这个平衡。他说自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把当事人请回来，比如新文化运动总司令是陈独秀，副司令是胡适，鲁迅只是一个主将，只是由于后来有的人成了右派，有的跑到台湾去了，还有一些落伍了，鲁迅才被描绘成一个统帅，所以现在就要把这些人物都请回来，把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图景描绘得更加全面、真实。
黄开发说，现在学界的周作人研究主要还存在三大问题。一个关于周作人一些基本史料整理得还不够，连周作人的文集还没有一套完整准确的善本；第二是当代学者的知识结构，不足以匹配周作人融汇中西的学养，甚至很多方面的问题至今无人研究；第三就是因为研究的虚弱，所以无法将周作人的贡献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中进行考察。
孙郁认为周氏兄弟的文章是汉语书写的一个奇迹。晚清以后中国人的表达方法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写作其实都是在明清士大夫的惯性下进行的，而周氏兄弟在不同的语境里浸泡过，汉语到了他们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模仿鲁迅和周作人的人很多，但都模仿不到骨髓，因为他们的学问在里面。
周氏兄弟失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一个迷，一直没有解开。自称“鲁迅党”的孙郁说，鲁迅作为长兄，对周作人有一点太强势，而且三兄弟住在一起，是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的家族生活，但他们又都讲个人主义、现代精神，这是一个矛盾，也更加深了鲁迅对周作人自觉不自觉的一种压抑。生活方式有问题，分家是必然的。
黄乔生则认为，失和的真正原因是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人格尊严：“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因为与经济相关的，是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蒋梦麟认为，兄弟两个的个性都很强，所以不能相处。也不失为一个原因。”至于“乱伦”一说，目前的各种证据存在问题，比如证人并未与周氏兄弟共同生活过，许多证人与鲁迅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有些说法存在伪的嫌疑。
近年来，因为鲁迅与日本文化和日本友人所保持的关系，网络上有骂鲁迅也是汉奸的声音。孙郁在现场说：“现代中国人不太容易了解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是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鲁迅接触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不乏也有复杂的人。鲁迅的想法是你们是普通的日本人，我是普通的中国人，我们都受到专制的压迫。我们今天没有这种国际主义思想了，我们现在就是民族主义的想法。但如果我们还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就太可悲了。我们的教育如果训导我们国民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我们是不能融入到现代世界的洪流里面去的。”
《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9月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