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11组血色档案背后

　　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

　　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

　　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

　　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

　　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证词；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

　　南京军事法庭调查罪证；

　　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

　　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

　　卷宗实录对日审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档案全宗，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档案，被称作“593卷宗”，这也是此次申遗的11组档案中最“厚重”的一组档案。

　　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是一部真实记录当时中国政府对战犯审判全过程的卷宗。据介绍，这组档案一共有几千卷之多，其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有900多卷。这些档案形成于1937至1948年间。

　　据史料记载，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开始为期3天的公审。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及俘虏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这份判决书的原本，正是这次申遗的档案之一。日本罪犯调查等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文本记录都包含在内，还包括了所有作为呈堂证据的相关照片和影像资料。”二档馆研究院郭必强告诉记者。

　　中国版“安妮日记”填补史料空白

　　在那段国破家亡的日子里，作为国际安全区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负责人之一，62岁的程瑞芳白天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着庇护，晚上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和着泪水的墨水写下一篇篇日记：

　　“12月10日……搬进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进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我们这里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他们吃，早上给他们水洗面，给他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

　　“12月11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害……我军(指国民党军队)要逃了，警察没有了。下关我军放火烧了，烧的地方很多……”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多半是青年男子……”

　　“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强奸)……”

　　郭必强说：“这本日记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填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的一个空白，这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铁证。”

　　牧师冒死拍日军暴行

　　日军坦克、装甲车正在疯狂地炮击南京城，城内一片断垣残壁，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厅内，这段长达105分钟、真实记录大屠杀惨况的影片，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这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下的唯一真实反映日军暴行的动态画面。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圣公会的一名传教士，他被派赴中国南京挹江门附近的德胜教堂工作。侵华日军的凶残，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冒着生命危险，他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将部分胶片带到上海。费区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了英文说明。

　　侵华日军枪挑婴儿

　　日军残杀中国平民

　　罗瑾、吴旋冒死保存的照片

　　照相馆学徒勇藏日军砍杀照片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档案是由日军自行生成的。而这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则是一组16张日军军官连续砍杀中国人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说。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罗瑾正在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军人到这家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这些照片竟然都是日军屠杀同胞的现场。为了保存罪证，他悄悄地多洗了几十张，并用硬纸自制了一个小本子，选取了最触目惊心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装订成册。 1941年，已经离开了照相馆的罗瑾把相册拿到了毗卢寺附近的警察培训所的厕所，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墙缝藏好，并用泥糊了起来。不放心的他隔三差五就去厕所查看。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本血证相册不见了。50多年后他才知道，这本相册被南京市民吴旋取走，把它藏在了大佛的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交给了临时参议会。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被提交法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芳蔡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