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果有其实？
[ 摘要 ]近些年来，很多人通过披露史料发现，四大家族所掌握的财产并不多，陈氏兄弟生活一直很简朴，蒋介石家族也没有掌握大量的金钱。
1927年3月26日，一名男子在荷枪实弹的卫队保护下抵达虞洽卿的府邸，虞战战兢兢将其迎入客厅。作为上海滩“随风生珠玉”的巨富领袖虞洽卿，何许人能让他如此恭敬？这位不速之客正是政界新锐、握有国民党军权的蒋介石。蒋介石此行目的是要求上海商人奉上“政治献金”，帮助他“清共”。
在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的新作《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再现了1927年到1937年间上海的政商关系，展现了蒋介石政府主动运用利益交换、恐吓、金融运作等各种手段逐步控制上海商人，最终使上海商人成为政治奴婢的过程。
对于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传统的阶级史观将商人群体分化为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国民党则被认为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作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国民党是靠武力支撑的自我政治力量，其很少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
一、国民政府动用“非常规手段”向商人汲取军费
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其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根据这种视角，在南京国民政府期间，上海大商人拥有极高的政治能量，他们组成了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然而从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执政措施来看，蒋介石并不把商人资本家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他最需要的是商人兜里的金钱，以此补充军费。在政府打压下，双方关系并不和谐。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6月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的作者小科布尔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种依靠武力支撑的“为我”的自我政治力量，其政策只求有利于政府本身及官员，不考虑政府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南京政府有计划地镇压能够威胁到它权力的所有社会团体，将其置于政府监管之下。
“清共”前夜，政商还是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在与虞洽卿商谈后，上海商人决定和蒋介石合作，向蒋介石“输血”，蒋介石凭借着上海商人的贷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商人们如此支持蒋介石，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渴求，1927年，商人对中共发起的劳工运动以及军阀混战畏之如虎，希望蒋介石能够维持上海及江浙的社会秩序，压制劳工运动。
蒋介石图源网络
中国各方政治势力的混战像一头永远喂不饱的饕餮巨兽，蒋介石与各路军阀、红军之间的军事行动不断。上海地区是蒋介石唯一能控制的地区，大部分开支都要上海商人来负担。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动用“非常规手段”汲取军费。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宗耀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政府要求其承担一千万元的贷款，傅拒绝后，蒋以傅曾经为军阀筹款为由，亲自下令逮捕他并没收他的财产。富商荣宗敬也以奸商并曾资助过军阀的名义被逮捕，蒋介石下令没收其面粉厂，在荣捐款25万后，逮捕令被取消。国民党官员运用强硬的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国库券，并向各大银行、商业、工业单位分配不同的定额。
近代时期的上海租界图源网络
很多江浙大商人都把企业设置在了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租界内，蒋介石便动用青帮的关系，用绑架、勒索等形式控制租界内的商人。1928年初，蒋介石的部下向上海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体育场要求贷款的计划被拒绝，随即远东体育场董事会主席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绑架者自称“为国索款”，一时间，离奇的“爱国绑架案”频发。
1932年，南京政府提出整理公债，实质就是削减公债应还本息，并延期偿付。青帮头目杜月笙、张啸林利用所掌握的势力，迫使上海商人接受整理公债，并对外声称此次减少和延长公债付款系公债持有人主动提出，是自愿奉献的爱国之举。
1935年年底，政府通过全面币制改革控制了所有银行业的业务。截至1937年，上海顶层商人已经实现了“轮岗”，此前的上海商人财阀纷纷“靠边站”，而像宋子文、孔祥熙、杜月笙等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物成为上海工商金融业的核心人物。蒋介石之所以对各路军阀，包括红军一直保持优势，控制富庶的上海及江浙财政无疑是重要因素。
通过南京政府十年期间政商博弈可以看出，商人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的观点有待商榷。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并非不代表任何阶级，相反，国民党希望代表所有阶级。1932年，国民党籍学者萨孟武就曾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失策。他认为，在乱世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是不能一致的，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两个阶级都来拥护，那么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终究得不到任何一个阶级的欢心。国民党一方面高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国际，一方面想保护资本家，一方面又希望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只能两手空空。
二、四大家族并未掌握巨大的财产
国民党究竟代表哪一种社会阶层，如何看待其对资本领域的管控？这一观点在变化的时代中与时俱进。早在1925年下半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用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经典概念，商人群体很快被从理论上分化为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段时间内，全体资产阶级被认为均支持国民党。此后该认识又变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
然而这种理论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如何分清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理论与现实似乎出现了嫁接不协调。陈伯达解释，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反对人民参加了反革命，同时也把自己转化为买办资产阶级，转而充当了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就是说，一个资本家不考虑他的经济利益，只要他支持蒋介石，就是买办资产阶级。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前制服上海商人，把经济攥在手心中，这使得官僚资本成为抨击国民党又一种话语。“官僚资本”一词始见于1923年共产党人瞿秋白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该词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或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个人参与的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随着国共对抗白热化，中共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民国“四大家族”图源网络
“四大家族”这个更为“抢眼”的词汇从官僚资本的母体中脱胎而生。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理论家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做了集中论述，他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至此，官僚资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资本扩大为官僚管理下的国家资本。“四大家族”这个词语逐渐“包揽日月，吞吐山河”，其含义无限膨胀，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旗下一切资本的同义词。
近些年来，很多人通过披露史料发现，四大家族所掌握的财产并不多，陈氏兄弟生活一直很简朴，蒋介石家族也没有掌握大量的金钱。很多论者认为南京政府和官员们的一些经济活动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比如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吴鼎昌的工业化计划，蒋介石的资源委员会，他们并非是为了官僚谋取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此外也应该注意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为了塑造现代国家，扩充国家资本成为不少国家的“普世道路”，面对日本的侵略，将资源集中到国家层面上也是不得不为的做法。
三、广州商团事件意味着商人独立性不复存在
广东商界走上街头，号召罢工、罢市。图源网络
与《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软弱的上海资本家不同，二十年代广东的商人曾一度组成了强势的自卫武装力量——商团，成为粤省最具社会动员及社会控制能力的民间组织，足以和政府实力相抗衡。
1923年，支持“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与支持北伐统一的孙中山反目。孙中山在桂系、滇系军阀的支持下击败陈炯明。但身为客军的桂系、滇系在广东并不客气，一时间广东税收多如牛毛，纵容赌博的赌税也重新开征，有些地区甚至开始拍卖官职。这期间，广东商人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市运动，军阀士兵与商团之间的小规模武力斗争不绝于耳。
1924年8月，货船哈佛号抵达广州。船上运载的是广东商团此前购买的价值百万的军械，包括各式长短枪9000余支，子弹300万余发。这些军械已经由广东商团团长陈廉伯正式办妥报关手续，获得许可。但广州政府以“瞒领护照”及私运枪械为由扣押，扣械风波爆发。商团与政府的关系摇摇欲坠。
两个月后，10月8日，孙中山奉行联俄容共政策后从苏俄获得的第一笔军火支援运到广州。同行的还有多位苏联顾问。苏俄代表维经斯基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1页。]苏俄顾问鲍罗廷非常清楚军队专横和捐税苛重是商人罢市的根本原因，但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起了决定作用。为了防止“剥削阶级”的广东商人得势，并切断孙中山政府与资本主义的纽带，鲍罗廷极力促使孙中山镇压商团，他将商团事件看成阶级大搏斗，希望乘此契机将阶级斗争引向中国。
“共产党则大力发动工农群众，主张武装工农，镇压商团，鲍罗廷坚决支持这个意见，建议孙中山先生马上建立工团军和农团军。”[邓演存等：《略记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决策及苏联顾问在广东的工作》，《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第112页。]反对商团的工农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迅速崛起。
不少国民党人认为鲍罗廷有意扩大事态。孙中山也对是否镇压商团举棋不定。10月9日，孙中山还下令将部分枪械还给商团。在此密云不雨的季节，经过鲍罗廷和左派组织，广东工人代表团体举行集会，集会结束后，群众们“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与正在起运枪支的商团遭遇，双方发生冲突，乱枪之中工团死6人，商团重伤3人。冲突发生后，鲍罗廷将死亡人数夸大并告知孙中山，孙中山当即大怒。鲍罗廷在后来给苏俄的报告中说,“这件事为主张镇压商人的一派，提供了绝妙的口实。”[《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03页。]
10月14日，镇压商团的靴子终于落地，孙中山决心镇压广州商团。充分依靠工农群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镇压商人运动，是这次军事计划的要旨。10月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政府军击溃商团，商团领袖陈廉伯逃走。
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照片。图源网络
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官商武装冲突”，这也是莫斯科第一次在中国成功地引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这次事件意味着中国国民革命“阶级革命”的开端。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商团事件意味着“中国解放运动史上(除直接起义外)进行了首次有广大民众参与和支持的，一场公开的、有准备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维经斯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1925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720—721页。]广东商团被镇压也宣告着广东商人的独立性几乎不复存在。
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发动商民运动，通过党控制的商民协会来协助政府。一些省党部公开提出“打到革命这里不明白，打倒不革命？的商人，训练革命的商人”。广州的商民协会称，“无党令，一事不可行，一言不可发，一言一动，以党令为转移，对于党下一切运动，无不热烈参加，无不努力奋斗。”
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商民协会被撤销。此时广州不再是政治中心，国民党更加倚重上海地区的江浙财阀。
结论：上海和广东作为中国近代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两种不同的政商关系路径成为近代抗战前政商关系的缩影。上海商人被动屈服，广东商人则主动对抗，但两者都被政治驯化，商人如同爬山虎，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力的高楼，这也对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当然，也不能对于政治一方过于苛求，自袁世凯离世后，中国已陷入军阀割据，枪杆子是民国的“主旋律”。以统一中国的视角而言，任何势力要想实现稳定秩序，都必须用武力击败其他势力，同时极力促进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所需要的各项费用自然落在商人身上，这成为商人无法绕开的死循环。
乱世之中恐怕不存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单一色调，其面目必然是斑斓多姿，任何一种单一视角看待政商关系恐怕都不能解释复杂纷繁的时代。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