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详解“新常态”：“三期叠加”时期面临四大挑战
宋立接受中国经济网专访 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泽彪摄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 “新常态”已是当前最热的经济关键词。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对于如何理解 “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常态”是一个现实态, 不是理想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动力能否形成还具有不确定性。他认为,在“新常态”下没必要采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经济增速在“新常态” 下不排除某个年份高于8%,或某个年份低于7%。宋立认为,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时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等四大挑战。
中国经济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出发,去来探讨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哪些特征?
宋立:我国经济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必然有一些新的特征。这个从字面看,“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
那么,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特征有哪些呢?首要的,就是增长速度降下来,发展动力可能要变化,随之一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所依赖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过去主要依靠的就是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来推动。
第二个特点,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动力结构方面,过去更多的依靠的是比如说投资、出口、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完成,各种原因让投资率慢慢会降下来;从产业方面来说,我国现在一产大致10%, 二三产加起来也是90%,也是一个翘翘板,二产下来意味着三产就会上去;区域的结构、城乡的结构方面,过去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的布局、生产力的布局必然是沿海和临港的。现在产业开始转移到别处去了,沿海地区就减速了。过去是城市吸引农村,市吸引县,把它的人财物都吸去了,现在城市向周边转移,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会趋于缩小。
根本上,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变化了。客观地看,原有的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能否形成,实际上还是具有不确定性。过去推动经济发展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了,人口红利减弱了。
在这里面要注意讲“新常态”,也就是说新的发展阶段一般的特征,应该是一些客观的特征,是一些客观的规律。第一,是其他国家都可能出现的,在我们这儿也会出现,它是客观的,它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愿望;第二,讲“新常态”,它也是一个现实态,它也不是一个理想态。讲“新常态”应该讲一些客观的东西,不要再里边讲过多的想象。比如说“新常态”可能是可持续的,我也觉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每个国家发展都是可持续的,有些国家的发展后来陷入一个停滞状态。这种说法一方面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一个误解 ——好像只要到了“新常态”或者新阶段,不管努力不努力,不管改革不改革,好像必然是一个好的状态,好的状态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这可能还是不太客观的,不太实事求是。
中国经济网:我国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了压力,有人认为以后就不会高过8%或者7.5%这样的经济增速了?
宋立:这可能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进入“新常态”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常态,似乎接近于常数一样,比如7%到8%之间或者7%左右这么一个速度,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差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这种说法还是过于理想化。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是在8%左右,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还是在7%到8%之间,平均下来比7.5%略低一点,7.3的样子。也有人认为目前潜在增长率就是 7%到8%之间,十三五时期可能会到6%到7%之间,或者7%左右。
但是潜在增长率只是给出一个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是7.5%左右,因为这既是国内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所致, 也是世界经济大背景所致。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强大的改革红利推动下,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繁荣时期。虽平均下来可能在7.3左右,但不能排除个别年份经济高于8%。当然相反,也不能排除个别年份在意外冲击下,经济低于7%甚至低于6.5%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今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请问“微刺激”政策会否成为新时期“新常态”的一种做法?
宋立:你说的这个“微刺激”,就是宏观调控的方式,这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新的探索,是进入新的阶段后,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一个探索或者说一个创新。“新常态”跟过去可能不太一样,过去虽说一直以来都是供给和需求管理并重的, 但过去往往可能需求用的更多一些。现在在“新常态”情况下,尤其是“新常态”的初期阶段,可能仍然是供给和需求管理结合。但是这种供给管理方面的措施,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多一些。另一个方面,从管理的方式上来说,过去面对经济下行,或者说过热的时候,用的是力度相对比较大的措施,比如说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都是明显的刺激,现在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这是正常的宏观管理,所以没有必要使用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危机管理在一起的,不是常态的宏观管理,是特殊的宏观管理,是危机管理。
中国经济网:你刚提到二产和三产的问题,现在已经大规模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三产已经超过了二产了,这是不是好的现象?
宋立: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从我国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标志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深化,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不能反过去说,过去二产高就必然是坏的现象,那是那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一个特征。过去不少人认为二产的比重太高,过度依赖二产,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二产的比重确实高,因为过去是重工业优先的。但是80年代中期到现在,二产比重其实没有提高多少,基本是稳定的,即便是这样的比重,放到世界上也不算高。我国是在正常区间,其实跟德国,跟马来西亚,跟智利,跟好多国家相当接近。过去至少20年里,我国的二产并没有严重地、持续地偏高或者说过度地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局部的,跟二产整体偏高不偏高是另外的事情。
中国经济网: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时期,内外局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宋立:这个问题问的很好,还是接着前面的话,“新常态”不是理想态,它是现实态。可能过去一些困难和问题克服了,问题没有了,新的困难和问题又会接踵而来。具体来讲,在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在“新常态”下,困难和挑战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来自经济速度。“新常态”首要特征是高速转入中高速,也就意味着经济可能会减速,或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放缓。我们研究了世界上125个国家,发现有36个经历过高增长,但这里边有34个高增长之后都明显减速了。但减速和减速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台阶式减速的,有些国家是波浪式减速的。从理论上我国波浪式减速高达97%,但台阶式减速的风险仍然不能排除。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逐渐就要成为领导型的国家,希望减速不是急剧的,下台阶式的减速。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太赞成什么下台阶什么上台阶这种说法,采用减速或者增速减缓这样的说法可能更科学。
第二个风险和挑战就是动力——原有的动力弱化了,新的动力能不能形成?新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红利释放,另一个是创新的活力。从理论上来说,我国过去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过去后可以依靠资本密集型,然后再是技术密集型。可能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几乎都是过剩的,其他的行业几乎包括汽车、造船、钢材这些都是过剩的,那就意味着劳动密集过去之后,资本密集给我国的空间不大。 那么我国能不能及时从过去人口红利推动,过度到创新红利推动上去?我国的改革一直证明都没问题。但是改革红利的释放,体制红利的释放,它要借助于劳动力资本或者技术这样的载体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个挑战和困难,可能是经济减速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是经济减速让过去高增长时期掩盖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过去高增长时期形成的一些债务,虽然我国总体杠杆率不高,总体债务率也不高,但是个别的地方它的债务率比较高,国有企业它的杠杆率比较高, 这些问题在高增长时期没有问题,增长速度回落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水落石出。不排除像审计署去年审计地方一样,有些地方的债务负债率超过100%甚至接近 200%。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减速过程中,在局部的地区可能会显现出来,但是只要做得好,它不会构成大的挑战。
最后,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发达国家70年代普遍面临的,当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劳动类成本上升之后,可能其他方面的成本也会跟着上升,这样就可能整个成本上升。这也是我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产业竞争力就会下降,有些产业可能会转移出去,甚至会出现一些国家的所谓产业空心化的事情。
中国经济网:那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您对于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举措,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宋立:经济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简政放权,这个应该说是力度相当之大,多次出台措施,包括投资的审批,包括企业的注册等等这些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金融改革,国务院已经多次发布支持金融经济,从资本市场的发展到最新的关于保险市场的改革发展的政策。当然前不久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讲这几个方面都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也相信假以时日,根据过去的经验,两三年之后,大的改革措施推出两三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就会有一次比较持续的、中期的繁荣,也相信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陆陆续续出台并且落实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表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