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战后70年日本转型为和平主义国家

[ 摘要 ]战后70年，日本转型为一个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国家。它没有像战前那样，策动过任何的军事行动，没有开过一枪。

和日本的“过节”由来已久

刘柠（作家，艺术评论家）： 我和日本的“过节”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对日本很有兴趣。后来我自己学习日语，后来因一个交换留学的项目我第一次来到日本。从80年代的北京到了日本东京，倒是没有感觉特别震撼。我对日本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短暂游学归来，我毕业后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公司里各种组织结构都是和日本各种政府职能平行的，在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对日本相对深度的接触过程中，通过与日本普通民众比如说上班族白领、科学家的接触，对我认识日本民族性格等有一定的帮助。

《中日之间》是我关于日本问题研究的第五本书，第一本是十几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坦率地说，在那个时代我的声音是有点“出位”的。当时我提出了“摒弃中日友好乡愁”的观念。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必须要从摒弃被作为意识形态的这个口号开始。否则一切都难以展开。那么，对于战后70年，到底哪一个节骨眼才是真正的十字路口？

战后70年，日本向“柔软”转型

站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立场，我认为战后70年，日本的国际形象从一个战前、战时，靠富国强兵，每十年就对周边国家策动一次战争那样一种性质和状态的国家，完全转型为一种非常柔软的姿态。

日本战后70年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国家。它没有像战前那样，策动过任何的军事行动，没有开过一枪。从日本最高法院披露的相关材料来看，从1946年-2015年，日本对于一些恶性刑事犯罪的审判并不重，其中被执行死刑的人不到400名。90年代日本著名的沙林毒气事件的始作俑者，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在20年后还没有被执行死刑。日本在战后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战时和战前的形象。

从政治上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混乱和美国六年半左右的牵制，日本人被迫接受了美国制定所谓的“和平宪法”，但日本也是靠着这部宪法的庇护一路走到了今天。由于1955年日本社会党左右翼不和，自由党选择和民主党合并对抗左翼政党，这个“1955年体制”一直到90年代泡沫经济之后才第一次被打破。1992年左右以社会党主导的多党执政曾短暂出现，随后又被自民党翻盘。

1955年体制对日本的战后的政治格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凭借这一体制在政治上占尽先机，经过战后复兴重新走向了经济大国之路，在被中国超越之前，日本已经稳坐了40年的世界老二，并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大阪的世博，中日邦交也实现正常化。而日本依靠着政治上的1955年体制，呈现出中道保守的倾向，在自民党主导下一党独大。

战后日本的“反国家主义”倾向

50年代初，由于日共和共产国际的纷争，日共彻底地边缘化，日本政局成为一种自民党对社会党的两极构图，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实际上知识分子左中右这样的光谱一应俱全。但是从大的构图上来说，以文教界、传媒界等为代表的战后日本主导社会思潮中，左翼色彩非常浓厚。很多的左翼知识分子频繁地在公共媒体上批判日本从战前到战时的国家主义的立场。

日本战后有过比较痛彻的反省，反省的方向是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面对各类巨大的战争损失，日本左派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将一切归咎于“国家主义”，反国家主义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家主义逐渐淡化。举例来说，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身份证？从战前到战时，日本的国家主义化管理让国民被统一编号，导致了国家机器被战争恶用。出于对国家主义的警惕，日本国民便拒绝国家对国民的人口进行编号。尽管这两年，日本国家主义出现了强化的倾向，但在21世纪之前，日本还是以国家主义淡化的倾向为主，究其中的新变则需要另当别论。

一味深究日本的道歉没有意义

对于日本道歉问题，我难以同意以马立诚老师为代表的“对日新思维”的主张。按照马立诚的说法，日本已经对中国道歉了25次。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计算方式没有意义。比如两个人打架，我挨打了，然后我一直在心里记恨对方，看他什么时候对我道歉。他若不道歉我就悄悄地在心里看他什么时候对我态度有所好转，把这算是一次道歉，对我道歉多少次等等。我觉得这至少对自己是过于不自尊，所以说我认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1972年9月29号达成的《中日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是被称为中日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文件。声明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这是《中日联合声明》具有国际法意义两国政府的表态。这样的一些文字的落实已经形成国际法的落地形式，实际上中日两国已经在战后和解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复交。至于复交之后这四十余年发生了哪些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赔偿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要求日本赔偿。这背后有着中日两国各种力量的攻防在里面。由于当时中国内部分割而治的状况让日本占尽了先机，所以最开始在战后初期是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放弃了战争赔款。此外，那个时候双方有更重要的研究课题——台湾问题，因此战争赔偿在当时完全不是重要的议题。中日两国关于战争索赔的背后有一系列的力学关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