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抗战小说:重塑民族形象 复原历史本貌

　　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铭肌镂骨的，既难以忘却也不应忘却。70年来承载这一沉重“历史记忆”的抗战小说历久不竭，广为流传，构成我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降，抗战题材小说创作攀升至新的历史高度和精神高度，日益深入人文价值立场腹地，在抗拒消费主义和抵御市场利益的诱惑中，呈现出重塑民族形象、复原历史本貌、检省人道人性等特点，确立起本土性和世界性相互交融的艺术风貌，为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发挥了独特的艺术功效。

　　 重塑和提升民族形象

　　抗日战争成为检测国民形象的试金石，也成为展示民族形象的绝佳机缘。作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重要载体的文学作品，理应对抗战的战局战事和英烈义士加以书写和状绘，讲述中国抗战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形象。事实上，这种文学创作自抗战爆发起就已经开始，许多作家通过报道前线战事、宣传抗日英烈自愿加入到寻找民族身份、维护民族尊严的历史使命之中。进入21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作品赓续了这一使命，为重塑和提升中华民族形象提供精神支援。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恪守英雄是民族精神化身的创作信条，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国民党空军军官阎海文用生命铸塑的不屈英魂，用热血奠基的不朽丰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秉承呼唤英雄主义回归的意旨，在张弛有度的叙述中，将一介草莽梁大牙塑造成令日军心惧胆寒的抗战英杰。徐纪周的《永不磨灭的番号》以倒叙方式讲述了八路军九纵独立团团长李大本事、一营营长陈大山、二营营长孙成海、三营营长陈峰等率众为掩护主力部队和当地群众转移，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全部牺牲，他们以血肉之躯铸就了独立团的传世英名。都梁的《大崩溃》以如椽笔触切入正面战场，以宏阔视角俯视战争进程，再现了国民党高级军官蔡继刚、蔡继恒慨然赴死的刚烈壮举和普通士兵满堂、铁柱横刀敌阵的铁血气节。何顿的《抵抗者》以主人公黄抗日一生经历为主要线索，通过叙述和追记发生于湖南境内的安乡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贡献出以黄山猫、田国藩、龙营长、毛国风等为代表的一群毁家纾难、义薄云天的抗战勇士。民族形象绝非抗战英雄的单维构成，更是普通群众抗战行为的多元集合。葛水平的《黑雪球》中的主人公伍海清，正直善良，胆怯懦弱，但在遭受日军蹂躏和目睹侵略者暴行之后，勇敢地协助八路军武工队炸毁日军火车。张者的《零炮楼》通过描写张寨贾寨两村村民面对外敌入侵的自然反应，形象地展现了中原农民卓异而独特的抗战史，使百姓体认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存亡是休戚相关的。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运用柔里含刚的手法，精妙地展现了风尘女子面对伪顽敌寇时的刚毅决绝与奋起抗争，让人们感到传奇人物仅仅是历史变量，而普通和平凡才是生活常态。范稳的《吾血吾土》，通过回望一个远征兵颠沛流离的蹇窘命运，凸显了传统文人战时桀骜不驯的风骨和宁折不弯的脊梁，向读者传递出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的精神讯息。这些小说既与传统历史叙述保持呼应，也形成自己的话语言说策略，锻造和点绘着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民族精神，使人们始终对民族形象葆有一份认同和敬奉。

　　 全方位展现抗战历史

　　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嬗变，由以往的单频道发声转向多维度叙述，“意识”和“阶级”从叙事核心中被放逐和淡化，摹绘客体得以丰富和扩充，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广泛的典型性，叙写境域也由过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铺陈到国统区的正面战场。

　　温靖邦的《虎啸八年》以广角镜头宏观展现了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和徐州奋勇御敌的真实场景；都梁的《大崩溃》不吝笔墨地追忆了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徐晨达的《滴血的刺刀》极为详尽地讲述了由国民党军队将领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这些作品都力求还原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原态和本貌。另外，新世纪抗战小说中的很多作品不再采取二分法单向度地叙写国军御寇或我军杀敌，而是将二者或多者并置共叙，凸显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真实历史图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以展示中国男人血性和自信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演绎了国共两党枪口对外、携手抗战的盟友关系，赋予了抗战历史以表情与温度。石钟山的《遍地英雄》通过对熟谙内斗的各路“胡子”的细腻状绘，展现了面对日寇时捐弃前嫌、合力抗战的时代主题。常芳的《第五战区》通过描写开明士绅在民族危亡之际深明大义，襄助义举，为广大读者洞开一个窥视抗战秘境的新异视角。特别是都梁的《亮剑》，将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位分属于国共阵营的军中翘楚置于救亡图存、捍卫民族大义的共同历史情境中，实现了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在民族战争背景下，重大的军事斗争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最能吸引后世读者的，但是对于真实历史而言，那些微小琐细的人物和故事是接续和构成历史的生动细节，所以，近年来民间抗战也陆续进入作家的视野。铁凝的《笨花》、张者的《零炮楼》、尤凤伟的《生命通道》、阎欣宁的《走入1937》等作品，把有组织的阻击与自发式的抵御有机融合，一方面展现了普通民众以原始方式从事的乡土抗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战争生活的丰厚内蕴。

　　如果把这些作品连缀组合起来加以解读，不难发现抗战的场面陡然拉大，一幅全民抗战的恢宏画卷舒展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读者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也使公正客观地袒露中国抗战历史真相成为可能。

　　 揭示和呈现人性状貌

　　在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极端形态中，人性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出诡异斑杂的状貌。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抵抗外敌入侵的军事活动，既是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考量，也是对民族心理、人心人性的蠡测。

　　近年来伴随整个社会对人性的深度认知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不断扬厉，摒弃传统历史叙述模式，触摸历史文化中的人性肌理，逐步成为我国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意旨取向。基于此，新世纪许多抗战题材小说作品，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审视，将人物塑造从“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中解放出来，绘就了形神毕肖、斑斓多姿的人物群像，使审美模式趋于人性化、生活化和本我化。李西岳的《血地》透过对个体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折射出全民抗战的时代风貌，作品的气象和成色并未因聚焦个体而逼仄和降低，相反却由于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幽微而更显朗阔与大气。尤凤伟的《生存》将宏大的战争场景处理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以自己的思考和良知发掘被战争忽略的角落、人群和人性中的求生质素，进而建构起艺术连接生命的桥梁，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意识的支持。刘震云的《温故1942》通过追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300万河南农民面对天灾人祸表现出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将人还原为鲜活的人，将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着等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袒露出来，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

　　战争形若一只硕大无朋的显影仪，人类的优长与缺憾、聪睿与愚顽、理智与疯狂、善良与邪恶……都在其中得到严密过滤和集中呈现。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通过对活跃在陆安州这片土地上几股抗日力量的工笔式勾勒，试图唤醒蛰伏在国人血液中、骨骼里和基因深处的自尊和自信，以求臻于弘扬民族坚贞不屈和自强不息精神的目的。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把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诸多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融进抗战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之中，由于生灵相残致使每个爱情故事都以悲剧收尾，以此提醒人们邪恶战争摧毁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战争扭曲和摧残着人性，将人改造成魔鬼；战争也锻铸和升华着人性，把人塑造为天使。阎欣宁的《中国爹娘》叙述了抗战结束后日军在东北留下许多孤儿，这些战争的遗弃品被以女主人公杜鹃为代表的中国妇女和老百姓，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收留并抚养成人。杜鹃这一形象表征着中华民族善良、仁慈和宽容的美德，而这恰恰与日本侵略者的兽性形成鲜明对比。朱秀海的《音乐会》描写了日本逃兵松下浩二在与抗联战士相处过程中消解敌意，切身体验到世间大爱和人间真情。正是在人性的感召驱动下，松下浩二放弃了脱离战场、返回故乡的良机，而是在双方交换战俘时用自己换回了抗联游击队长汪大海，使后者的生命得到挽救和保全。当然，由于迄今我国部分作家对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自觉和深透，以至于以阐发和弘扬人性为旨归的小说作品还没有成为新世纪我国抗战题材文学发展的主脉。

　　黑格尔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历经战时的镜像式反映，到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敌我“二元”结构和“文革”期间的“红色英雄”情结，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实探颐和真相索求，再到新世纪的人文关照和人性发掘，在70年的发展演进历程中，从有选择、有限度的文学书写递嬗到多元化、全景式的文学表现，走出了一条由局促到开敞、由单极到多维、由平面到立体的文学创新之路。

　　尽管弥漫于7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抗战硝烟早已散去，但摹写中国抗战的真实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事实上，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不仅没有对侵略行径作任何忏悔和反省，反而冥顽固执地躲避遮盖历史，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题材的历史叙述非但不能减敛弱化，更应以更强劲态势向深层拓展和开掘，这不仅是对抗战历史抗战英烈的最好祭奠，也是对蓄意篡改历史者的有力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