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危的局长” 只有不设防的权力

　　广东清远纪委透露，5年来7名局座落马，作案主要集中在校服、教材和教学设备采购，基建工程等环节。媒体据此称：教育局长正在成为一个高危的工作岗位。

　　教育局长正在成为一个高危的工作岗位？不错，短短五年间，一个小小的市，就有7名教育局长或副局长被查处，涉案金额不容低看。然而，如此腐败情形就等同于教育局长的高危性质吗？

　　客观而论，在大多数地方，作为一种事实，教育局长的腐败概率与情形，和其他岗位上的官员并无明显区别。

　　分析还可更进一步。媒体所称的“高危”，更准确的表述，其实还不是指腐败情形的高发，而指该岗位充满风险性。然而，在常态语境中，让做官充满“风险”，不是件正常的现象吗？它并非什么坏事。倘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是到位的，对官员日常性管理举措的评价如影随形，那么做官就必然充满风险。官员任何不当的举动，同样会很快被外界所发觉。如此意义而言，实际上所有官员岗位都是“高危”的，独说教育局长岗位的风险性，并不真实与客观。

　　倘若回到行政伦理的层面，实在不应去强调属专门岗位的做官风险。关于教育局长的“前腐后继”，更值得放大的，或许是其背后的腐败成因。纪委对此其实已有总结，一是基层教育局长的个人权威远超制度权威；二是教育系统的权力运行不透明；三是教育局长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四是教育局长的权力边界比较模糊。换言之，恰是因部分教育局长信念丧失、权力失范、制约不力，进而才催生看似不可遏制的腐败，这比教育局长岗位的高危性更值得关注。

　　其实没有高危的教育局长，只有不设防的权力。所以，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仍然是：当腐败总是由掌握有限资源的分配能力而产生，那么到底如何来穷尽监督与改革的力度，让种种权力或“亚权力”在管理领域被提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