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欠了徐和瑾无数个日落
[ 摘要 ]很多做翻译的老人家家里都如此。他们退入自己的世界，对生活的需求减到最低，旧物不论多少，摆在那里多少年也不想着去清理。
跟老辈人说话长见识。给徐和瑾打电话问他家地址时，他说，在凉城的复旦宿舍区，“看到煤气堡就到了。”
煤气堡是什么？
“煤气堡，就是那种大的，圆的，以前造煤气的东西。”
我来到凉城新村时才明白，敢情就是那些直径好几十米，也许超过百米的大圆柱子，外边满是颜色均匀的铁锈的东西，以前见过，却从未关心过它们是什么。八九十年代，它们帮上海人告别煤炉，如今余威犹在，而且就建在市内，而今，若再要盖个头如此大的工业设施，恐怕得移到远郊了。
“徐老师，”我见到他时说，“我第一次知道这就叫煤气堡。”
他：“年轻人都不太晓得的。”
徐先生的家有很厚的一层护墙板，高度不尴不尬地离地一米左右，木纹里面全都是黑的。老房子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有，但什么都打折扣，比如一个厅，形状倒是四四方方，可走不了几步就撞墙了。在书房，书架的玻璃门仿佛很多年没有动过，因为工艺太简陋，一件家具用旧了以后就散发出一股被废弃的味道，虽然它实际上还在超期服役中。
很多做翻译的老人家家里都如此。他们退入自己的世界，对生活的需求减到最低，旧物不论多少，摆在那里多少年也不想着去清理。一个电脑，一本书，几部辞书，在这之外，天塌地陷都与他们无关了。不过徐先生也有十成新的电子设备：扫描仪，还有一台很好的镭射影碟机，他说用来“看007”。在他的电脑台前，我看到普鲁斯特的法文原著仰面朝天舒服地躺着，感到这几个房间里其他所有的不协调，都不在话下了。
搞法文翻译的人都要译一遍《巴黎圣母院》，算作入行，至于进阶品则各有所好，选加缪，选纪德，选萨特，选波伏瓦，而《蒙田随笔》和《追忆似水年华》乃巅峰挑战。徐先生两者皆碰。1980年代中期，译林出版社组织一批人翻译普鲁斯特的巨作，一共七卷，徐承担了第七卷的前半卷，后来《蒙田随笔全集》再度纳贤，徐又参加。新世纪开始，徐一个人孜孜矻矻地重译起《追忆》来，我初识他时，他的第一卷刚出来不算太久，仿佛在跟周克希——另一个独译《追忆》的翻译老人——暗中较劲。一时间，总有媒体要把两人栓对，比来比去，在我的印象里，周略紧张，徐则完全不在意，但性情随和、对媒体有问必答的他，并没有招来能与周相比的关注度。
蒙田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别人喜欢我是因为我的过去而不是现在，我会有点伤心的”。对徐先生，我跟他坦言，我喜欢他的现在。这是一个总在前进，总在作别过去的人。翻老版《追忆》的第七卷，你能看到这样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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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
老实说，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吕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对社交界乐趣的厌烦，他那种十分容易变成对最下等、最坏的男人的恣意纵情的任性，人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暴发户得到一大笔财产感到心花怒放，是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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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他对社交界乐趣的厌烦”，基本是硬译。但到了新译本的第一卷中，文字就圆润得多，节奏感也好了起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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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由于生性懒散，或者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感到必须留在某个圈子里，在上流社会一直待到老死，就不去享受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给他们提供的乐趣，最后只好把生活中平庸的消遣或尚能忍受的无聊事称之为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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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讲我的读感，他就是笑，不予置评。其实我知道他听进去了，讳疾忌医，看见别人的刺而不知自己眼中有梁木，说的不是他。圈内人说徐先生是学者，做学问，研究语言，文学翻译不是他的强项，至少他的天赋不在此。徐先生啃《追忆》，是出于爱，但也是出于不服气，他有一份纯粹的好奇，想看看自己能坚持多久，能否击破自身的局限。
他说话只有一个调子，和缓温良，不遽发议论；他偶尔也批评个谁，却跟说起自己的工作一样，都不往心里去。对普鲁斯特的喜欢，他也表达不出，这一点真像个纯学者，仿佛翻译那些冗长优美的法文句子，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分析结构、研磨意义、考察文体的过程，谈不上浸入式的欣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形大约没有发生过，即使有，也是壶中风雷。
其实他是个有魅力的人，也很有心，把自己的老照片，都用扫描仪一张张扫录下来。其中有一张是他在大学里拍的：双臂抱膝而坐，后边是一架歪在地上的滑翔机。我说，这是你当兵时击落的敌机么？他认真地说不是，飞机是他领着一帮同学一起装配的。照片里的他有种混合着沧桑与天真两者，按那个时代的标准比例调配好的表情。我告诉他，他的样子从那时以来就没变过。“哦，”他说，“像个理工科的人对吧。”
在我看来值得自矜的事，在他说来平平如常：与东欧朋友十几年的飞鸿往来；在匈牙利的集邮杂志上刊登求友信；前后主攻过俄语和法语，其间又自学学会了德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诸如此类。他上大学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嫌学俄语的人太多，转到外国语大学读法语，留校任教后，他的工作就离不开各种法语文学选读，说出话来也都是教学的事，提到某某文本，他的回答常常是：“后来我给某年级学生上课时还选读过……”
徐先生这一代人做西方文学，起点都相似。他在大学里写了篇谈普鲁斯特的文章，当时的系主任杨岂深先生主编《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第七卷，想要收入，但要他加一段话，批判一下普鲁斯特的写作过于强调“直觉感受”，徐就扯上了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说了一段：
“普鲁斯特的这种认识论和他同时代的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观点如出一辙。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洪流，这个洪流实现着‘生命冲动’，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过程，而物质只是‘生命冲动’的障碍物。他还认为，人的理智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即这种神秘的‘生命冲动’，世界的本质只能靠直觉来认识。他的所谓‘直觉’，就是一种排斥分析、不可言传的内心体验。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感觉是认识的起点，一切认识都要从感觉开始，但感觉只能了解事物的外部联系，不能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把握和揭示事物的本质。普鲁斯特把柏格森的哲学观点运用到文艺创作之中，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
早年的西方文学“摆渡者”们，都是在“唯心/唯物”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只有如何如何，才能如何如何”之类语气绝对的句式的枷锁下过日子的，导致的后果是，论翻译和中文语言，他们远胜于今日语文基础贫弱的诸人，但一看文本导读、译者导言之类，你会跌破眼镜：一篇介绍文有半篇在指责西方作者的“颓废”、“消极”、“片面”，需要“读者注意鉴别”，仿佛自己掷下一两年甚至更多年心血，只是完成一个文化废品似的。我有时跟徐先生说起，他就说，那时让他咋干他就咋干呗，批判是要的，只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过他也承认：“那时候，我们写东西都不太实事求是。”
本地法语翻译界的几位老先生，我喜欢看他们并坐一起闲聊的样子。翻译家协会有个好传统，举办沙龙，来的人不论长幼，都各自说说最近的工作、阅读、见闻与心得。轮到徐先生，他就讲几句《追忆》的事，在秋冬，他常穿一件前襟拉链总是拉得很高的夹克，说话仿佛在给《辞海》写词条(他确实写过)。他很能说，但说话的腔调是收着的，以至于我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改“瑾”为“谨”，“拘谨”的“谨”，就像总是谈论荒谬的加缪就应该写作“加谬”一样。
私下见到他，我没别的可说，就问他翻译进度，他总是这么回答：“第三卷？已经好了，快出了。”“第四卷也快了。”“你问米伊？让·米伊对吧？他也退休了，我一有问题还是要发给他。”“蒙田？是的，我在重新弄，你从哪里知道的？”
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工作，他也没有半点欲望去让人知道。他想独自把《追忆》和《蒙田随笔全集》全部弄完，但不到弄完的那一天，谁也不知道这个理工男性格的翻译家在做点什么，有什么宏伟的抱负。有时我绝望地想，这是个多么罕见的背时的人，他要是不能完成梦想，岂不是吃了天大的亏？世道站在他的对立面：不出声毋宁死，你乱嚷嚷一通但啥事没做，也好过没日没夜地闷头干活。
但我又自我安慰说，也许，徐先生根本没把这当作梦想。
前年，法国文豪安德烈·纪德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伪币犯》出了一个单行本，徐和瑾译，我告诉他我拿到了书，他就给我写来一封信，解释了“伪币犯”这一译法的来历，及其为何不取旧译盛澄华先生的旧译“伪币制造者”：“因为书中并没有‘制造者’，只有‘使用者’，这是罗新璋的提议。”——罗新璋是法语翻译界的另一位高人。这时我觉得，应该把他的名字阐释为“严谨”的“谨”了，不但严谨地推敲一个词汇，而且严谨地告诉我，推敲的灵感来自何人——就连这一点创见，在一封私信里，他都不曾独享所有权。
《伪币犯》毕竟是他十几年前就翻译好的，蒙田则是新的。当初，徐先生参与的《蒙田随笔全集》，承担的份额不到十万字，条件所限，当时就连翻译所本的原作，发到各人手里的都不是一个版本。在有了更好的资源条件之后，徐就想自己重译，可是年长他六岁的马振骋先生抢先一步，花了五年时间独力译完，还拿到一个傅雷翻译奖。蒙田用的是古法语，混杂了许多拉丁语(蒙田的拉丁语甚至比法语还出色)，马先生找来了详尽的今文注释本，但徐先生有同马不一样的理解。他自己着手去做，并无人约他的稿子——他名下的很多部译作，都是这么先斩后奏地出来的。
我不知道他译了多久，也不清楚他如何在普鲁斯特和蒙田之间分配精力。两年前，另一位法语翻译家跟我透露，颇有私交的徐先生，把一大段蒙田译本发给她，还配上了对应的一段马先生的译文。“邮件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要我看看，是不是他自己译得更好嘛！你说这个徐老师，平时风度好得一塌糊涂，还是有点计较的哟！”
一直在默默工作、默默出产的人，就会有更多需要默默完成的任务委到他头上，他的年龄、收入乃至健康，会被人忽略。当坊间都在议论周先生因健康缘故“弃译《追忆》”一事时，埋头苦干的徐先生完全成了新闻的背景与链接，谈论他的人少多了，仿佛他做的事只是平常的分内事，跟邮差送信、出纳点钞、警察站岗一样平常。即便有一天七卷书全部出来，全部署上“徐和瑾译”的字样，人们也不过就是说一声：哦，他倒是做完了。顶多再加一句：一直不声不响地做完的。
煤气堡，据说，以前的文艺青年从它因储气量变化而缓慢升降的动作里看到了“人生起伏”，现在，当徐先生丢下了他未完成的译作去往另一个世界，它们仍然在那里，等待拆除或改做他用。它们服役太久，又太安静，终致让人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不关心它们的名字和来历。这是美德吗？翻译家把自己淹没在文本里面，让读者自然淡忘他们的存在，这是境界。
“我觉得普鲁斯特还是可译的，”第一卷《追忆》出来，徐和瑾总结翻译心得时说了这么一句。他谈他自己做的事，永远是不增一分、不多著一词，厚厚的一大本出来，他才敢说普鲁斯特“可译”，你说这是“谦虚”，或是“低调”，都不知所云，因为今天我们的道德评价体系断定每个人都野心勃勃，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一辈子营营不休。
穆旦最后的诗作《冬》，像是徐先生的写照。我见他多在寒天，不知在我看不见他的时候，这位宽厚劬劳的长者是否恐惧过日落。他才七十五岁，本该得到更多的日落，敲完一行行怎么都敲不完的字。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