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实践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改变着西部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陈晖的心里多了一分牵挂，往年总想在家多待一段日子的他老想往外跑。

　　他并不是想出去玩，而是想回新疆，那里是他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所服务的地方。“老师您怎么还不回来上课？”有学生给他发来这样的信息，他立马开始订回新疆的车票。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陈晖，去年7月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跟随研究生支教团来到新疆吐鲁番市的托克逊县，在县里的第二中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2003年起，团中央和教育部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从开始的几千人到后来的近两万人，每年都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从各高校奔赴西部各地，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改变着西部。

　　 “他们真的需要我们”

　　2006年5月，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生赵红亮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他拒绝了条件稍好一点的海南省东方市，主动申请到全省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白沙县，成为南开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老师。

　　在这所小学，赵红亮是个“全才”，“教师资源太稀缺了，除了音乐、美术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课程，其他课程我基本都教”。

　　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后赵红亮就走村串户，既是家访，也是和村民联络感情，在沟通交流中了解他们的需要，“在大山里待着，手机收不到信号。那时放学我会去找村民，和他们一起上山、下地，帮他们干活儿”。

　　“后来熟悉了，看我戴个眼镜，村民们就说‘你这是文化人的标志呀！’看似打趣，实际上是他们对文化的一种渴求。”赵红亮说，知道了他是从两院(中国热带科学院和中国热带作物学院的合称)来的，村民种植橡胶树遇到各种问题都会向他咨询。大家把橡胶树当作“摇钱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生活开支都等着卖胶换点钱。

　　“我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可以看书，帮他们查找橡胶树生病的原因，遇到实在搞不懂的我就请教相关专业的老师，再转教给他们，时间久了他们就真的把我当专家了，还让孩子跟我学。”赵红亮说。

　　“贫瘠”，可能是所有志愿者到西部后的感受。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发展理念、人才储备，总有一种“贫瘠”触动着志愿者。陈晖也被西部的“贫瘠”震撼过。

　　初到新疆托克逊县，接待陈晖的老乡带他到“县里最大的超市”去买日用品。“就跟大学校园里的小超市一样大。”尽管有心理准备，也早早了解过这边的经济发展情况，但是真的面对眼前的一切，他依然大吃一惊。

　　他更没想到的是这里学生的学习状况。“我带两个班级的语文课，他们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只有30多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班级平均分也只有50多分，而满分是150分！”陈晖说。

　　有同样感觉的还有毕业于四川水利学院来到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服务的闫国安。“感觉这里的教育落后了半个世纪。”他介绍，当地老师任务很重，每个人一周差不多要带30节课，“我们志愿者团队到达后，有8名被分到县一中、小学支教。后来发现，我们出的一些考题，很多当地老师都答不及格”。

　　“他们真的需要我们。”闫国安说。

　　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尚逸峰也体会过这种需要。在服务地——青海西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大通六中，尚逸峰教的是高中英语。因为缺少专业的英语老师，学生的英语水平都很差，第一次上课，就让他大跌眼镜，“也就会用最基本的英语打招呼”。

　　 在西部和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

　　在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眼里，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他们的到来，给当地打开了一扇望向外界的窗户。

　　一件小事让尚逸峰印象深刻。在一节物理课上，当老师讲到火车进山洞的情景，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都见过火车吧？”结果，课堂上鸦雀无声。

　　为了让学生“长见识”，尚逸峰会向他们描述北京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子，告诉他们城市的学生都在学些什么，他也会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为他们放一些英语的视频或电影，让他们体会学习英语的乐趣。

　　在尚逸峰看来，那里的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总想带他们走出去。在他之前，来此服务的学长们成立了西部愿望教育促进会，希望为学生募集到一些资金，带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年，尚逸峰和另外两位西部计划志愿者利用募集的资金，带了9个学生到北京。

　　在北大，一个学生看到车棚里的自行车，忍不住大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自行车”；在未名湖旁，尚逸峰带着他们读书，一个学生告诉他，“第一次觉得读书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在北航一个创业者的无人机制造公司，学生们瞪大了眼睛看着一架架无人机，就像是在看童话故事。

　　尽管这是一趟“赔本的买卖”，又搭人又搭钱，但尚逸峰觉得值，“他们开阔了眼界，回去会更努力地学习”。

　　朱凌杰把自己定义为“桥梁”，希望填补敦煌与外界的鸿沟。2014年，从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后，他就参加了西部计划，成为团敦煌市委一名志愿者。他在希望工程办公室工作，见识了太多的贫穷，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外界。

　　他用“最笨的方法”，去百度各种公益项目和平台，挨个打电话询问，再一点一点把贫困学生的信息发布到各种公益平台上。

　　一开始，有的人不相信他发的信息是真的。尽管这样，他仍然会一遍一遍地发，把各种详细的资料、图文和视频都展示在网络平台上，时间长了，一些公益项目开始主动联系他。

　　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信息的准确真实，朱凌杰总是挨家挨户地摸排。去年10月，他下乡调研，看到了一个让他辛酸的场景，“已经快入冬了，很多孩子还穿着单布鞋，不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面，有的孩子鞋都烂了”。“我和鞋子的故事”项目就这样产生了。他和中华少年儿童基金会联系，为孩子们募集一批冬鞋，到现在已经收到1000多双鞋。

　　 重要的是能留下什么

　　尽管朱凌杰在努力地帮助当地的贫困孩子，但他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以后他走了，这样的帮助还在不在，“能留下可持续的帮扶项目和一个人人助人的志愿精神更加重要”。

　　他申请到的青基会的“希望之星”项目，如今已经做了一年多。他会不定时地下乡去学校收集学生信息，及时地将这些信息上传到项目平台上，期待着更多的爱心人士看到。

　　“今年有一个爱心人士一下子要捐助4个孩子，而且要从一年级一直捐助到六年级。”对朱凌杰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放下手中的事，他便马上去寻找可以接受资助的孩子。

　　虽然很累，但能为敦煌的贫困孩子建立这样一个可持续性的帮扶平台，朱凌杰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即便有一天他离开了，这样的平台也仍然能够为孩子们服务。

　　能为服务地留下点什么，或许是每个西部计划志愿者都愿意做的事情。陈晖把课堂外的内容，诸如《百家讲坛》等搬到课堂上，努力让课堂变得有趣，教其他的老师怎样让学生对学习有兴趣，他为服务地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尚逸峰则经常在一些并不重视教育的家庭中奔走，将一些打算辍学的孩子拽回学校，告诉他们知识改变命运，他为服务地留下了一个重视孩子教育的理念。

　　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留了下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扎根西藏、新疆及兵团志愿者人数已分别达到1102人、4199人和2932人。

　　虽然服务期未满，朱凌杰已经做好了打算，“我以后仍然会留在这里，为孩子们做这样的事情”。他计划成立一个专门帮扶困难儿童的社会组织，“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益米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