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权利“困局”还需依赖法治

　　贵州某教师因户籍地政策与工作地政策不同，在户籍地办理的准生证在工作地无法适用，怀孕五个月而不得不引产，否则将被开除公职。此事有了最新的进展，贵州省卫计委近日回应，该县教育局与卫计局联合下发的要求该教师终止妊娠的通知无效。(5月20日《新闻晨报》)

　　这样的结果可谓皆大欢喜，公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但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折射出的权利“困局”，而这一困局虽然在这一个案中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其所反映的更深层次问题却仍值得我们探究。

　　生育权本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即使在我们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下，国家也应对公民合法的生育权予以保障，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权利却无法在不同的地区通行，在一个地方有效的准生证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成了废纸一张。其中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政策规章有所不同，不同部门规章制度上的衔接不畅。这样的政策的冲突与抵牾，其结果往往是民众权利得不到保障，民众权益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权利的“困局”。

　　这一事件并非孤例，这样的权利“困局”并不罕见，不但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遭遇到。在这个地区合法的权益到了另一个地区成了非法的了，在这个地区取得的资格到了其他的地区成了废纸一张了。固然，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政策环境，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工作要求，但是针对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一些根本性的权利，比如人身权利、财产权等，这是由全国都适用的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所规定与保障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都不能加以剥夺，在任何地区、任何部门都应该有基本的共识。政策抵牾也许难以避免，但不能随意让民众的财产、人身安全等根本权利来为其“买单”。

　　这样的权利“困局”如何破？在本文开头所引的新闻事件中，这一困局虽然得到了破解，但是由上级部门回应这样的方式显然不具有普适性。虽然在这一事件中，因舆论的倒逼，上级部门做出了更符合宪法与人性的决定，但是如果所有因政策抵牾而导致的权利困局都需要舆论的倒逼，都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回应，权利之保障无疑如同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原因首先在于，上级部门的回应是触发性的、孤立的，建立在某个人或某些部门的意愿之上，无法针对更根本的问题，利用更稳定的制度框架，形成更有普适性的结论。某个事件发生后，在舆论的倒逼下，上级部门固然做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但假如事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或者上级部门没有意愿，或者上级部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权利“困局”就成了“死结”。再者，权利“困局”本就是由政府部门政策抵牾所形成的，其破解若也依靠政府部门，这固然应了一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但在政治治理逻辑及权力结构中，“解铃”实际上不能靠“系铃人”，而是要依赖更中立、更独立的机构。

　　所以，虽然我们乐见政府部门积极出面解决因政策抵牾而造成的权利“困局”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却不能仅限于此，而是要依赖更坚实、稳定的力量，也就是法律。简言之，权利需要法律来保障，权利“困局”也需要依赖司法机关以法律之刃来破除，抵牾的政策交由司法来磨砺，衔接不畅的制度“断裂”交由司法来搭起沟通之桥。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才是守护公民权利最重要的堡垒，法律才是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最重要的防线，这也就是我们提倡“依法治国”的目的与意义。

　　文/岳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