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究竟是书单还是榜单？
诺贝尔文学奖是阅读风向标，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能否具有同等影响？ (CFP/图)
2015年8月16日午后，作家金宇澄的手机热闹得不同寻常。
就在那段时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评奖办公室在中国作家网上公布了获奖作家、评委组成和实名投票等信息。与上一届相仿，六轮投票，五部作品获奖，按照得票数的多寡，获奖的包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以及苏童的《黄雀记》。
茅盾文学奖每四年举办一届，每位获奖者的奖金目前高达50万元。这届茅盾文学奖有252篇长篇小说参评，比上届评奖多出来74部。
得奖后，苏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最近疲累万分”，李佩甫则“扭了腰”。
读书是个体力活
2015年5月6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接到了一通电话——邀请她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随后发来的邀请函中，包括诸多保密协议，譬如接到通知后不能参加参选作品的研讨活动，不能再对参选作品发表相关看法，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与评奖有关的文字，未来不能透露评审过程的具体细节。
这是张莉第一次担任茅奖评委。按照评奖条例，评委们分别来自中国作协的聘请和相关机构的推荐，两部分人员分别为30人和31人。
5月6日到7月30日是第一阶段评审。评奖办公室要求，评委要在前期阅读基础上按参选篇目逐一阅读，进组之前要把参选的252部作品读完——平均每天要看3部作品。
“第五届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其初版字数未达13万字而被拿下。”茅奖评委、《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入围作品要求达到13万字以上，这意味着，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要达到40万字。一些重要作品评委们可能已经阅读过，打个对折，每位评委每天的阅读量也有20万字。
收到入围书单后，茅奖评委、吉林省作协主席张未民开始上网订购。按照“条例”，评委应当是“关注和了解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
这两个月时间里，读书成了体力活。“重要的作品重看一遍。名气小的作品看得比较粗，最后也会看到它们离茅奖的标准确实有一定的距离。”茅奖评委陈晓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7月29日到8月16日，评委们被集中在北京西山的某处校园。这段时间里，他们不能走远，每天主要做几件事：阅读、讨论，吃自助餐，业余活动主要是在附近散步、登山。
投票共六轮，252部作品中选出80部之后，再逐步缩小至40部、30部、20部和10部，最后一轮从10部作品中选出最终的5部获奖作品。
评委实际上一共有62位，按照规定，评委会主任铁凝不参加投票，因此总票数为61票。不过铁凝出席每一轮的投票会议，三个组的讨论则轮流参加。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大体延续了第八届的评委制度，评委会同为62人——评委实名投票并对外公开。与第八届的重要不同在于，前五轮投票情况不再在媒体公布，评委名单也一直保密，直到奖项揭晓。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员会副主任李敬泽表示，这种变化是为了“评奖过程能够在相对安静、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环境下进行”。
投票评出最后五部作品之前，评委们在讨论中亮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五部。听取别人的意见之后，他们还有调整自己选票的机会。在陈晓明的印象里，那时局势实际上已经明朗。从组委会公布的投票结果看，第五名《黄雀记》与第六名阎真的《活着之上》之间，票数差距明显。
茅盾文学奖的品味保守，变与不变，是争议的另一来源。
杨庆祥被问过许多次关于变化的问题。他不认为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能变化到什么地方去？你说《红楼梦》，问一千年它还是伟大的作品，你说它怎么变呢？”
他把格非和苏童获奖看做茅盾文学奖多元化的标志。两位作家最初以先锋小说闻名，“虽然他们的作品现在也是在写现实，但是不算严格意义上茅盾文学奖最初规定的社会现实主义”。
在他看来，每一代评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成长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文学观念肯定存在差异，评委的更新换代肯定会导致茅奖发生变化，因为评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
杨庆祥是本届评委中唯一一位“80后”。但参选的80后作家并不少。张莉记得，评奖过程中，在饭桌上或电梯里，她常听到评委们对年轻作家作品的赞叹。“几乎每一位评委都认识到新一代作家在崛起这一事实。”
“在评审工作第一次讨论会上，我特别提到扶持文学新人与多样化问题。《南方有令秧》《我们家》《天体悬浮》《耶路撒冷》《镜子里的父亲》《认罪书》等，尤其《南方有令秧》给我惊艳之感。”谈到年轻作家，评委张燕玲不无遗憾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要看到文学的善意”
作家王蒙81岁，这次是他第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刚开始创作《这边风景》时，王蒙不到40岁，离开北京，正在新疆寻找新生活。等这部尘封多年的小说出版，王蒙79岁。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
杨庆祥对王蒙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从事着“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特别优雅的传统”。
从1982年茅盾文学奖初评开始，王蒙就成了常客，但最后总与奖项失之交臂。
茅奖条例规定参评作品“于评奖年限内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初版于1987年的《活动变人形》，以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本参评第六届茅奖，张燕玲参与过此届初终评全过程，大部分评委都相当喜欢此书，“我也认为是王蒙至今最好的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以变人形的方式生动透彻地表现出来，有一种忧郁之美。但它不符合茅奖规定的年度内‘首次成书出版’”。
张燕玲清楚记得2004年在马坡文学会馆终评时，评委普遍认为经初评26部入围作品中，初版不在评选年度内的四部作品——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是遗珠之憾，并经全体21位评委讨论和投票表决，均未获得通过。
“我们要看到文学的善意在增加，我们肯定了历史，肯定了王蒙的地位，也肯定了这部作品在当今的意义。”评委张未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边风景》获奖之后，王蒙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好事不会觉得太晚。”在获奖名单上，他获得的票数排在第二位。
获得票数最多的是格非。他的获奖之路也颇为曲折。从1990年代开始，格非就想写关于百年历史的作品，起初设想为一部，后来顾及到体量和结构，就转为三部曲。
第七、八届茅盾文学奖，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被出版社推荐参评，那时第三部还未完成。但按照评奖条例，多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这两部作品最终未能入围。
到了第九届茅奖，“三部曲”完成了，成功参选，但在公示期中，仍被质疑重复参评。李敬泽回应，多卷本作品“评奖年度内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指全书最终完成的出版时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出版，意味着格非设想中的历史小说完成，在出版时间和作品类型上符合评奖的规定。
《繁花》也是一部争议作品——上海的不少批评家认为，《繁花》的书写不能代表他们心目中的上海。
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选择《繁花》，金宇澄觉得非常感动。金宇澄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到“孤独”。用上海方言写作，他既想突出语言的特色，又要避免阅读的障碍，“没有人这么做，我等于很孤独地去做这件事情”。
他用改良的上海方言，描绘不同家庭背景的三个当代上海人的交往，时间跨度约三十年，总共牵扯到一百多个人物。杨庆祥把《繁花》视为“特别异质性”的作品，而金宇澄“对丰富汉语的写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注，吃喝拉撒睡这样的民生视角，《繁花》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李泽厚说当代叫吃饭哲学，道理是一样的。”张未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文化评论者侯虹斌的观点更加直接：“茅奖需要《繁花》，更甚于《繁花》需要茅奖。”
在《黄雀记》中，苏童继续写作自己的香椿街故事。杨庆祥把《黄雀记》称为苏童完成度比较高的一部作品，“实现了苏童的写作理想”。
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与之前的《羊的门》《城的灯》合称“中原三部曲”。亲历这三部作品参选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张燕玲认为，《生命册》的“生命质地、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都是李佩甫最好的。
金宇澄还记得，“文革”结束时，所有人都在看小说，菜市场卖菜的，邮递员，女孩子，男孩子，任何工作的人都在看托尔斯泰。“大家都排队去买书，尤其是上海，都是排长队。”
“对于真正喜欢文学的人来说，茅奖只是一个书单或榜单而已，可以作为阅读时的参考也可视而不见。”一位出版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