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融资成本：治标更需治本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是：货币信贷总量保持较快增长，但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仍然“融资难、融资贵”。市场上并不缺钱，为何难以流入中小企业的腰包？分析人士认为，预算软约束平台和国有企业融资需求旺盛，由于其拥有政府背景和隐形担保，大量信贷资源向其倾斜，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要根治这一痼疾，需多措并举，包括规范融资主体行为、打破刚性兑付以及加快推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

　　 资金供求结构性失衡  

　　“我们关心的不是贷款利率，而是是否能从银行贷到款。”一位在北京西单商圈从事服装生意的老板吴先生这样对记者表示。

　　吴先生的话代表了多数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调查数据，小微企业从银行贷款感到困难的占41.8%，比较难的占31.03%，非常困难的占27.79%。

　　即使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畸高的利率也压得许多小微企业喘不过气来。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如果小微企业从银行融资，贷款利率一般在10%至15%。

　　“企业融资成本中，除银行贷款利息外，还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和担保等中介机构收取的各种费用，这样算起来，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已高达20%。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只能以高于30%的利率求助于民间借贷。”吴先生直言。

　　然而，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存的，是货币信贷总量的快速增长。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4146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6590亿元。

　　这显然已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从总量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总体是充足的。在融资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融资难、融资贵更多是结构上的问题。”央行有关负责人指出，这既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发展阶段有关，也有微观主体自身、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原因。

　　 “预算软约束”平台挤占信贷资源  

　　那么，大量的银行信贷资源都流向了哪里？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列出的一组数据引人关注：2004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均在20%以上，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均在18%左右。2013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为21.4%,比2012年高出0.5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为19.7%，与2012年持平，比2009年提高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2013年末，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1%，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出7.3个百分点。2013年末，我国国有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46.5%。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主要的投资主体，也是信贷获取能力最高的部门，这两个部门具有财务软约束以及利率不敏感的特点，由于债务规模大、事权多，融资需求旺盛；大中型国有企业往往资金充裕，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后并不进行实业投资，而是投资金融机构的高收益产品，使得资金出现空转的现象。另外，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也使得资金向该部门聚集，相应的挤压了其他部门的资金可得性。”渤海银行评论员蔡年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也认为，推升利率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货币需求端，主因是预算软约束下，过剩产能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资金黑洞不合理的旺盛信贷需求。地方政府长周期基建项目需要信贷不断展期，过剩产能行业的“僵尸企业”难以盈利以偿还利息，只能对债务进行续存，这两点已构成了信贷需求端极大的压力，再加上预算软约束和政府信用背书，导致负债主体对利率不敏感，再高的资金成本也敢承担。

　　除此之外，旺盛的社会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监管约束的矛盾也是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我国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体，商业银行受存贷比约束和信贷规模控制，通过表内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因此，融资主体不得不借道信托、券商资管等通道进行表外融资，这无形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近两年，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冲击以及外汇占款下降，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蔡年华说。

　　 规范融资主体行为是关键  

　　面对上述问题，今年以来，央行创新性地使用了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工具为市场“输血”，但是收效并不明显，经济企稳基础仍较弱。于是市场呼吁启动降息机制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对此，蔡年华认为，降息并非解决当前困境的良方，如果降息，资金可得性高的部门依旧能获取资金，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难以解决。另外，低利率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冲动可能更为明显，这与经济结构转型的思路相悖。

　　蔡年华表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需从约束融资主体行为、打破刚性兑付以及发展直接融资等途径入手。”

　　首先，需要约束的融资主体主要是信贷可得性较高且利率不敏感部门，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对地方政府，需加快市政债的发行，区分公益性和效益型项目，并加强预算考核，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加强现金监管，防止出现资金空转套利行为；对房地产企业，要管理房价快速上涨预期，限制资金过度流入。

　　其次，打破刚性兑付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关键一环，目前而言，社会存量债务规模巨大，如果不对僵尸债务进行清理，本息兑付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将难以改变，资金利率下行将无法实现。打破刚性兑付也有利于市场主体行为和投资者投资行为正常化。

　　最后，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解决社会融资需求旺盛与银行监管约束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有利于解决融资链条过长、不透明的缺陷。通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盘活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降低融资成本。

　　“当然，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基础货币缺口扩大也需要央行加快转变货币操作思路，并加快基准利率建设，以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思路，有序引导市场预期。”蔡年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