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现实与功利，不应该是90后的标签
“走近90后”系列报道本期即将收官。通过我们对一个个鲜活生动的90后进行的案例式报道，以及对于90后现象的梳理归纳，想必您对于90后这一群体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对于那些长期观察、研究90后群体的专家学者，他们眼中的90后是什么样呢？他们对于90后有着怎样的见解，怎样的期许？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学者张颐武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一起谈论90后。
——编 者
“自我”，不能等同于自私，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记者：在您看来，90后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张颐武：90后与80后常常并提，他们相通的一点为：都是独生子女一代。但90后不同的是，他们生长在中国发展更迅速、更富裕的历史阶段，又是完全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代，也因此他们整体受到的教育更多元，教养程度也更高；同时，接受信息的途径和信息量也非以往可比，更“见多识广”。
90后作为一个群体，当然身上也有一些共性的缺点，比如由于是独生子女，他们受到的呵护和享受的资源很多，抗压能力却相对较弱，专注力也不够，与人合作的能力仍值得探讨，这些可能在未来的成长中要继续磨练。
邓希泉：“自我表现”、“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是90后最凸显也是最本质的群体特征。如果说80后叫主体意识觉醒，那90后应该是主体意识张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就日益关注青年在青年发展决策中的参与作用，创造条件赋予青年更多的参与权和决定权，扩充的青年权利推动了青年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明显增长。从政府和社会层面看，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地方制定和实施青年发展规划，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来解决青年成长发展中的问题，使青年的成长环境日趋改善。
记者：就像80后当初被贴上“叛逆”的标签一样，有人统计，90后身上被贴得最多的标签是“自我”，您对90后的“自我”怎么看？
张颐武：我同意这种说法。80后是和长辈有碰撞的一代，叛逆就是碰撞的表现。而90后则开始与长辈处于“平行线”状态，没有剧烈的碰撞，他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接受的事物，如漫画、动漫、网络小说等，与长辈完全是两个世界，而90后并不愿和父辈正面交流这些事情，他和你保持一种平行，这是他们的特色，所以两者并没有产生剧烈的碰撞。与80后初出茅庐时渴望对话不同，90后在社会规则上相对偏于温和，他们顺应社会的主流要求，而另一方面又拥有一个比较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发展出来了一个独到的世界，所以与他们相处，会发现有时候“语言不通”。
邓希泉：我认同90后具有“自我表现”特征，但不主张简单地以“自我”来概括。90后“自我表现”的特征，并不是一种负面的社会标签，而是90后青年进入相对丰裕社会和中国制度不断完善时期必然出现的社会事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体现。对于90后的“自我表现”特征，成人社会、新闻舆论不可只强调90后的“自我”，甚至把“自我”和“自私”等同起来。这种错误的理念，是一种断章取义的片面理解，甚至是“一代不如一代”过时观念的新时代翻版，对青年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爱国，但有自己一套更为灵活的表达方式
记者：有人认为，90后过于注重个体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导致集体意识淡漠，将会影响年轻一代的国家、民族、集体认同意识。您认为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张颐武：一方面，国家、民族认同方面没问题，最近的“帝吧出征”事件令很多人惊讶，90后眼界相对开阔，见多识广，有的从小便去过很多国家，有更丰富的留学经历等等，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来源于现实的认知和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对外国的一些东西有着“免疫力”，他们的爱国常常有自己的一套更为灵活的表达方式。但另一方面，90后集体意识确实不够，如何合作、如何与人相处，这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能力还相对不足。
邓希泉：从现实表现、抽样调查和发展趋势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年轻一代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认同。在志愿服务和公共活动上，90后的表现可圈可点。从科学的调查研究看，目前也没有证据证实这种担忧。相反，从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发现，90后、80后的爱国热情比70后更加强烈。更重要的是，90后和00后自我意识的发展，正在经历从强调个体权利到强调集体权利的转变，90后和00后自我意识的发展不断完善，能够更好地处理自我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辩证统一。
记者：社会上对于90后创业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拍砖的比较多，普遍认为90后对待工作比较任性、浮躁，但也有人认为90后这是敢于打破常规、工作富有创新精神，您怎么看？
张颐武：的确，90后对比较机械琐碎、需要耐心专注的工作往往承受力不高，所以经常容易跳槽，这也是90后被诟病比较多的地方。但这实际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90后的成长环境总体来说比较好，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不是非干不可，成长环境赋予了他们一种天生不怕的心态。但另一方面，90后也更灵活、更敏感、更善于站在风口，尤其是在互联网创业方面，因为天然地跟互联网文化非常亲近，这是他们的本能。但作为年轻的一代，也应当去注重培养自己对待工作的专注力和持久力，毕竟很多行业是需要通过专注、坚持才能达到一定成就的。
邓希泉：青春期的大多数特征本身并不具有好的或坏的特性。这些青春期特征，可以说都是利弊参半，即具有往正反两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对90后工作态度的好坏评价，如果以过去的职业评价看，可能就偏向于批评态度，由此引发90后的抵制、反抗或偏离；但如果以创新创业为立足点，可能就偏向于赞扬态度。成人社会不能也不应该以原有的基于物质主义为核心的职业规则，机械地评价90后职场青年，限定90后职场青年对职业规则的新需求。
现实与功利，不应该是90后的标签
记者：有人认为，90后处理事情比较现实、功利化，缺少理想信念，缺乏信仰，您是否认同？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理想与现实？
张颐武：一方面，90后基于现实选择比较理性判断事情，不太容易盲目冲动，这总体上是好的，体现了年轻人更加智慧地面对世界、面对自己。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存在志存高远不足，他们比较关注自己的一套，容易自满。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要继承发展，前几代人把中国建设到这样一个程度，而他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应该把国家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邓希泉：相比以前的青年，90后理性务实的取向更加明显，程度更加强烈，但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比较现实和功利，但同样有理想有信仰。90后越来越不赞成为了信仰或理念而抑制现实需求，他们会在理性务实与理想信仰之间寻求平衡。需要注意的是，90后中存在的过分注重现实、功利化的消极现象，主要责任在于成人社会，而不应归咎于90后。因为这是成人社会给90后设定的发展道路的结果，也是他们面对重重压力作出的一种最不坏的成长选择。
记者：为什么中国社会舆论总是出现80后、90后这样的代际争论？对待这样的争论，社会应当报以什么样的态度？
张颐武：代际争论不奇怪，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太快了。但代际争论并不表示不同代际的人群之间有优劣之分，而是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了，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特长”和独特的“特短”。现在我们的代际争论往往是只看别人的“特短”，而往往对他们的“特长”缺乏认识。其实代际讨论也是一代人试图了解另一代人的过程。实际上，每一代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都自然会把老一辈身上合理的东西吸纳进来，社会舆论可以予以提醒，但不必过于担心。
邓希泉：对青年代际的强烈关注，在相当多国家都是一个普遍现象。社会变迁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越复杂的国家，青年代际变迁就越明显，青年代际的关注就越强烈。年龄代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社会现象，应当理性地看待和讨论。成人社会需要以发展眼光、包容情怀、支持态度对待下一代，科学分析不同代之间的差异，充分认识到彼此的优点，促进代际和谐而不是引发代际冲突，促进代际公平而非扩大代际差异，促进代沟的弥合而非人为拉大代沟。
（陈国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