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世与逃亡：作为预言家和隐士的张爱玲
导语：1995年9月8日的中秋节，张爱玲被房东发现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彻底逃离了跳蚤、政治、爱情、一切。评论人叶克飞认为，张爱玲这辈子都在逃，此前的逃世与逃亡，都是洞悉世情后的正确选择。上海常德路常德公寓是她心目中最好的逃世场所，隐居者如她，并不怕寂寞，能敲开她那扇隐居之门的，也只有不合时宜的爱情。与逃世时的世事洞明一样，张爱玲透过齐刷刷的人民装看到了个体权利的沦丧，于是逃亡。赴美之后，张爱玲用《半生缘》替换了《十八春》，在《赤地之恋》与《秧歌》中用她特有的苍凉与冷峻，预言了大时代的悲怆。她描绘的那个充满谎言和饥饿的乡村，不久后就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成为中国现实。
张爱玲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曾说，在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之间，张爱玲平均每周搬家一次。张爱玲也曾在给夏志清的信里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这些当然都是夸张的说法，但张爱玲晚年频繁搬家，次数难计，确是事实。
她频繁搬家是为了躲避跳蚤。她自称“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只要在居所发现这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跳蚤，她就会立刻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搬家。
这种逃避当然是病态的，若与她17岁那年所写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相对照，更有触目惊心的苍凉。
张爱玲这辈子都在逃，但与晚年这种病态的逃避不同，她此前的逃世与逃亡，都是洞悉世情后的正确选择，极为清醒。
如今被许多张迷视为“圣地”的上海常德路常德公寓，当年是这条街上最高的建筑，七层大楼，意式风格，原名叫爱丁顿公寓，我最喜欢的张氏作品《金锁记》就于这里写成。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公寓大楼也许能满足一个人对生活的所有想象，豪华而精致，布满法国梧桐的街道，电梯，热水汀，独立的备餐室，大阳台……它也适合张爱玲一以贯之的华丽。但她并非以此为炫耀，而是借此逃世。她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我也爱“逃世”这二字，而且极赞同她的说法。我是个享乐主义者，对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好处甘之如饴，该用则用，只要不沦为物质的奴隶即可。真正的隐居是心灵之隐，不管你身在何处。 隐居与享受物质也并不冲突，刻意将“隐居”与所谓的田园生活、乡下小屋划等号，以显示自己不是物质的奴隶，其实恰恰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又沦为了环境的奴隶，也恰恰说明隐居并非出于本心，只是出于姿态，即沦为了姿态的奴隶。
张爱玲对人生实在看得太透，透彻如明镜，所以独立，所以自主，不做姿态，却比任何人都更有姿态。
她做到了逃世，极少出门，直到与胡兰成热恋后才有露面，以至于这几年间，除了诞生了一部部作品之外，很难寻得她的其他记录。据说，她连人都不愿见，有人来访，她甚至会自己站在走廊里隔门回答“张爱玲不在！”
隐居者如她，并不怕寂寞，一页页掀过的旧时光，旁人看来触目惊心，于她只是岁月静好——她是“成名要趁早”的人，却也更早懂得了淡漠。
除了爱情，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她逃世。奇女子的爱情，也总与世间情事无异，哪怕她看得再透，文字里的清醒渗入骨髓，也终究当局者迷。
1949年后，政权易主，留在上海的张爱玲也曾主动迎合。于是，便有了《十八春》的诞生，它有一个“革命文学”式的尾巴，有志青年响应号召参加革命，一如同时代的左翼文学。如果不是作品中的张式文字和细节，真的很难让人相信这出自张爱玲之手。十多年后，身在美国的张爱玲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将最后这部分删掉，让故事在惘然中戛然而止，变成了真正的张式作品。
当《十八春》变成《半生缘》时，曾经喜迎变革的留守知识分子们，已经在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那些自诩顺应时势，在新政权里分得一杯羹的新贵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成了弃儿，甚至成了被批斗的对立面。
张爱玲的晚年即使再孤寂，也比留下要强。以她的高贵和孤傲，怎堪羞辱？
很多人曾经诧异，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张爱玲，为何会“及时”选择逃亡之路？而那些年轻时就沾染政治的知识分子，又为何不能察觉危险，反而沾沾自喜？
与逃世时的世事洞明一样，选择逃亡的张爱玲，也远比那些留守知识分子更洞悉时势。 作为一个东欧文学爱好者，我屡屡被前苏联以及其他前东欧国家的逃亡知识分子打动，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 流亡是一种不妥协，也是对人类终极走向的洞察，从这一点来说，流亡者即使颠沛流离，也是捍卫人类文明与尊严的先知。 而在中国的流亡知识分子中，张爱玲虽不起眼，却最值得探究。
张爱玲的离去极为突然，甚至连自己的弟弟都不清楚。张子静曾回忆：“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地方，此生没再回来。”
因为呆板衣服而选择逃亡，在某些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敏锐如张爱玲，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你连不穿某种衣服的权利都没有，那你还能拥有什么权利？而权利的失去，本身就意味着对个体的戕害。尽管在此前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上，张爱玲仍可以穿着旗袍坐在齐刷刷的人民装之间，但她很清楚，这个权利将会失去，其他的权利也一样。 所以，她才会在《浮花浪蕊》中称深圳罗湖“是个阴阳界”，从这里过境香港，就是“阴间回到阳间”。
她离开后不久，曾连载其小说的众多报刊便遭停刊，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将会使得文艺界仅存一种声音。即使她留在国内，也会如沈从文一样被剥夺创作权利，至于那些陈辞滥调的所谓文学，那些脱离实际的歌功颂德，张爱玲当然不屑于去做。
人可以离去，城市却不能。上海，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名城，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未来几十年间遭遇了极大的破坏，就如李欧梵所说：“解放多年后的上海，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
赴美之后，张爱玲写下了《赤地之恋》与《秧歌》。后人常常诧异，一辈子生活在城市里，仅仅在土改期间随访问团去农村观察了两个月的张爱玲怎会写出如此深刻的作品， 这两部作品甚至是预言性的，因为没过几年，大饥荒便席卷中国，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不过，伟大作家总是预言家，伟大的文学作品总能穿透时间 ，就像乔治·奥威尔写下《1984》一样，那时，他身处英国，极权尚未露出狰狞，他却准确定义了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完成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预言。
相比《赤地之恋》，《秧歌》更为出色。它绝非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单纯的意识形态小说，而是基于张爱玲文字特有的苍凉与冷峻，描写大时代的悲怆。
胡适曾这样评价《秧歌》，称“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秧歌》的故事背景是土改后的江南农村，这里荒凉阴暗，“秧歌”作为极具政治意味的强制性仪式，成了书中最深刻的意象。宣传中的美好生活与乡村中无法解决的饥饿，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即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一段段的草”，可“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的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馑”。到了年关，人们还要承担军属的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领，吹吹打打送上门去”。
故事随之演变为一场暴动，并以人命为代价，但张爱玲给出了一个极具嘲讽性但又无疑是预言的结局：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扭着秧歌带着年礼乖乖去拜年，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他们仍然饥饿，因此“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除了饥荒，书中的许多细节实则都是准确的预言，比如古庙里神像被砸，可与现实中破四旧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疯狂破坏相对照。书中农民热衷谎言，也习惯说同样的套话，因为不这样就会成为随时会被打倒的异端，这样的场景，我们在之后的反右和文革中见到了太多。
逃亡后的张爱玲，就这样描绘了一个充满谎言和饥饿的乡村，而这一切，不久后就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成为中国现实。
叶克飞，专栏作家。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