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超量浸入，重创中国传统大豆产业，在占中国大豆产业半壁江山的黑龙江省，九成大豆加工企业停产，农民放弃种植大豆，更令人不安的是，作为大豆原产地与最大消费地的中国，已失去了大豆市场的话语权。
中国“入世”后，大豆市场完全打开，但是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大豆市场体系，非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大豆没有拉开差价，面对不断萎缩的大豆产业生存空间，行政干预有违市场化精神，任其下滑，将承受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大豆产业，该如何去战“豆”？
豆企生产亏损裁员停产别无选择
本该是生产与销售的旺季，这里却冷冷清清。“我们停产一年多了，许多工人被裁掉，熟练工人一走就很难找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哈尔滨中大植物蛋白公司总经理刘宝林的话中透着无奈。他们的现状，正是如今黑龙江省大豆加工企业窘境的缩影。
“进口大豆那么便宜，每吨豆粕才卖三千来块钱，谁生产谁赔啊！”
据刘宝林介绍，上次企业生产还是去年6月，但也只启动了一半机器。从那以后，一天没有开工。企业原有164名工人，一年正常支出得700多万元，大豆产业不景气，企业只能裁员，现在只剩下四五十人了。
面对现状，刘宝林很感慨。过去，企业的豆粕能卖到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全国各地，如今却沦落到这种地步，而且看到大豆产业一时扭转无望，刘宝林准备转行做饲料了。
“先保证企业‘活着’，努力渡过这个难关，要不你说咋办？”
与中大公司相比，哈高科(8.05, 0.00, 0.00%)大豆食品有限公司属于深加工的企业，但他们同样举步维艰。
“我们现在是欲罢不能，如果企业死掉了，集团其他两家企业都受连累，所以只能坚持。”该公司总经理艾涛说。哈高科集团有一条完整的大豆产业链，上游有一家油脂厂，下游还有一家营养品企业，大豆食品有限公司身处中间，处境艰难又尴尬。
哈高科大豆食品加工公司主要生产大豆蛋白、组织蛋白和玉石二白等食品添加剂，多应用于食品、药品、保健品等。曾在行业中名列前茅的哈高科大豆食品加工公司，2009年艾涛刚来时，企业当年亏损达5000万元。为了扭亏，艾涛专心抓质量，并寻找到了日本、美国公司等重要合作伙伴，这些企业要求产品必须由非转基因大豆加工，符合有机食品标准。在国家明令不允许在面粉里加增白剂后，哈高科大豆食品加工公司又研制出了玉石二白这种新型添加剂，努力稳固市场。艾涛来到后，哈高科大豆食品公司逐年减亏，但到2014年仍亏损900多万元。由于无法撼动沿海跨国企业的价格优势，他们只能接受客户不断萎缩的现实。
“如果没有集团‘输血’，作为一个独立企业早就黄了。”艾涛坦言。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进行减员增效，企业原有职工300多人，现在只剩108人，而且又有一条生产线停产了。
据艾涛介绍，企业因为有集团“接济”还能挺得住，但据他了解，已经有一些大豆加工企业被迫转行，甚至黄掉了。一家曾经在新加坡上市的大豆加工企业，建了6条先进生产线，如今已经退市，从市场上消失了。
据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介绍，现在黑龙江省的大豆加工企业120多家，但是多数都停产了，像九三粮油工业集团这样仍在运转的公司没几家。
记者几次联系采访九三粮油工业集团，都被婉言谢绝。据王小语介绍，九三粮油工业集团几年前已在沿海建厂，加工进口大豆，以“反哺”黑龙江省内的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产业，用王小语的话说是：“他们赔赚都得开工，不然，黑龙江省非转基因大豆这块阵地就彻底丧失了！”
农民弃种大豆 面积大幅萎缩
大豆产业效益不佳，也浇灭了农民种植大豆的热情。
“今年不种大豆，全都改种玉米了。”富锦市二龙山镇莲花村农民姜志彬对记者说。
去年，姜志彬在同江市租种750亩耕地，全部种植了大豆，可是大豆市场价每斤才合1.8元左右，国家虽然实行了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规定每斤的目标价格为2.4元，可是差价一直没补下来。
“耕地租金加上种子和化肥，亏定了！”
据他介绍，在同江、富锦等传统大豆种植区，像他这样租地种的人很多，但是今年除了种不了其他作物的低洼地带，很少有种大豆的了。
他说，本来大家对大豆保护价补贴政策抱有很大希望，甚至希望在春耕前能补贴到大家手里，以解资金的燃眉之急，但是现在补贴还没有到位，有的地方虽然补贴了，但又没有实现足额补贴，大家原本希望这能弥补一部分亏损，可现在这个结果，又挫伤了大家种豆的积极性。
与姜志彬相比，绥滨县连生乡吉合村农民蓝宝成，可称得上真正的“地主”了，从2003年种地，经多年开发，如今他拥有耕地3.6万亩，包括两个家庭农场，平时雇佣帮助种地的人就有二十多，农忙时达五六十人。
“种大豆一年不如一年，我这是自己的地，成本没有那么高，租地的很多都赔惨了。”据他介绍，当地有个全国种粮大户，租种耕地加上自有耕地达一万四五千亩，近4年拉了1000多万元“饥荒”，能抵押的都抵押了。有这样的前车之鉴，蓝宝成今年耕地全改种了玉米、水稻和杂粮，重金买来的大豆播种机和收割机只能任其闲置了。
据蓝宝成介绍，过去，他的农场还为几家种子公司培育大豆优良品种，现在大豆产业不景气，许多大豆种子公司赔得一塌糊涂，良种培育自然终止了。他不无忧虑地说，未来如果要恢复大豆产业，可能良种都找不到了，那才是对大豆产业最致命的冲击。
蓝宝成曾有一个梦想，就是跟上时代的步伐，当一名优秀的中国农民，但是面对如今大豆产业的现状，他剩下的只有不解与无奈了。
富锦市被称为“中国大豆之乡”，记者从当地的农业部门了解到，当地的大豆产业已今非昔比，2009年时，种植面积达286.8万亩，到2013年时，已萎缩到62万亩，去年，受国家保护价补贴政策的刺激有所反弹，但因效益低下，今年种植面积再次下滑。据富锦市农委相关人士分析，下滑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大豆价格持续走低，市场销售不畅。二是比较效益低下，三大作物每公顷纯效益对比为：玉米4210元、水稻6275元、大豆650元。种大豆不挣钱，甚至亏钱，农民弃豆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大豆差价不能及时补贴到位，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的问题，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目标补贴政策是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从上年的10月到第二年3月为采价时间，再由面积与市场等多因素核算出市场价格。这需要个过程，在春耕前补贴到位有难度。2014年的目标价格为每公斤4.8元，按农民的大豆销量进行差价补贴。对于有些地方没能实现足额补贴的问题，王小语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黑龙江省与国家的大豆种植面积统计不一致造成的。2014年，黑龙江省统计的大豆种植面积为4700万亩，而国家认定的面积为3900多万亩，于是有些地方的补贴打了折扣。但是大豆补贴的设想是好的，即使大豆价格低廉，通过差价补贴，农民利益也不会受损。同时，企业还可以低价收购大豆，提升竞争力。可是由于宣传推广不到位与农民认识不足，在大豆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宁可把豆子捂在手里，待价而沽，也不愿出售。而因春耕资金紧张卖掉的，又因补贴没有及时足额到位，削弱了这个政策的积极作用，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王小语说，随着政策推行一两年后，农民认可了，可能就会有所好转了。
多因致困境 挣扎中不愿放弃
黑龙江省因为良好的农业基础，是中国大豆产业最重要的主产区，有专业人士甚至将这里比喻为“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最后的净土”。而中国大豆产业的窘境在此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我们的大豆产业何以至此呢？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超量进口大豆是最主要的原因。2014年，全球大豆的消费量为2.7多亿吨，中国用量达8340万吨，占全球的30%以上，其中国产1200万吨，进口7140万吨。而且进口仍在快速增长，1996年中国才进口111万吨，到2014年为7140万吨，增长64倍以上。中国有13.6亿人，全球为71亿人，按消费比重核算应为5100万吨，多进口了3000多万吨。中国是大豆主要消费国，去除食用、榨油和制作大豆蛋白的1000多万吨，仍多进口了2000多万吨，这对国内的大豆市场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产能过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王小语介绍，现在中国大豆加工产能达到1.45亿吨的水平，实际加工量只有6000多万吨，产能过剩一倍以上。这种情况，非常利于国际企业掌控中国大豆市场，大豆价格下跌时，大量进口，及时加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同时，在豆油和豆粕市场上，通过停工停产，减少市场供应，提高价格获利，有效地掌控市场。最重要的是，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大豆产销国，失去了定价权和话语权。更可怕的是，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出口了，进口的基本都是转基因大豆。2014年，美国大豆产量1.08亿吨，其中非转基因大豆仅占6%。但是其通过进口，人均占有非转基因大豆18.9斤，中国仅有8.9斤，高出中国近一倍。也就是说，非转基因大豆出口让外国人吃了，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让国人消费了，这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
王小语还提到，市场体系也是制约大豆产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从2005年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累计升值了25%左右，同样是卖给中国一吨大豆，美国豆农收入一分没少赚，却拥有上千元的价格优势，现在，国产大豆每吨价格在4000元到4600元之间，进口大豆每吨只有3160元至3400元，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诸多因素叠加，最终让中国传统大豆产业深受其害。
采访王小语，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大豆产业发展的那份倾心与执着。在大豆产业陷入低谷时，他一直在四处奔走，振臂疾呼。他曾为抛出“转基因可能致癌说”而致自己于舆论漩涡，他也曾为如今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之别”而感到一丝欣慰。大豆协会只是个民间机构，在许多企业被迫转行后，他完全可以转行，但他仍不懈地做着努力，传递国内外的大豆产业信息，解读国家的相关政策。王小语为此付出很多，甚至连唯一一辆汽车都卖了，有的大豆企业负责人甚至说，看着小语没有放弃，就感觉大豆产业还有希望。
战“豆”不仅为了拯救大豆
那么，中国大豆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呢？对此，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大豆产业研究的东北农业大学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孝忠博士。
他分析认为，众多跨国企业在中国沿海投资建厂，大量进口大豆，然后进行加工获益。因为国内大豆、豆粕、豆油、大豆蛋白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这自然挤压了国内，尤其是黑龙江省大豆产业的发展空间。
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豆产业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大豆产业的出路。
他认为，要找出路，首先要有自省精神，反思我国的大豆产业为何身陷困境，从自身找原因。大豆的竞争实质是国内外产业形态的竞争，是两种农业运行体系的竞争，是大豆产业链的竞争。而我们在此有明显的不足与短板：缺乏合理的产业布局规划、完整的科技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市场购销渠道。
要制定与实施品种布局，就要专种专收。国外大农场能保证是同一品种同一批次，而国内的种植区，即使是在同一合作社内，也很难保证是同一品种。常常是高油与高质的大豆在一起混种，无法实现各取所需，增加了企业的采购难度。还要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在生产与技术上下工夫，提高大豆品质。同时，要建立有效的市场购销渠道，应该效仿欧盟地区，建立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的差价体系，提高非转基因产品的利润空间。这在欧盟、日本、韩国等都有严格的区分，价格上拉开了档次。这样农民就愿意种植，企业愿意加工，整个产业链就活了。
李孝忠特别提到，在新的时期，还应尝试“互联网+”在大豆产业领域的实践与应用。据李孝忠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互联网+”项目，就是在一个地区集中种植一个品种，形成一个数据库，然后直接与加工商和贸易商对接，这样就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与市场终端结合，从而降低成本。这对大豆产业的发展将起到一个示范和提振作用。
但他也认为，如果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外国大豆进来，就有违世贸原则了。政策扶持只是起到一个相对公平的调节作用，可以进行优良品种补贴，农民培训，包括临储政策，大豆滞销时，农民无法变现时，国家可以先把大豆收购到粮库里来，从而为大豆产业发展创造一个相对优良的发展环境。
尽管困难重重，李孝忠认为，政策和市场结合，突出我们大豆非转基因的特色，差异化发展，中国大豆产业依然存在逆袭的可能。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转基因油菜籽和转基因菜籽油同样因为超量进口，重创了我国的油菜籽行业，因此，大豆产业的问题已不是个案，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如果中国大豆产业能在各方的努力下成功突围，实现振兴发展，那么，它的经验将有助于油菜籽等产业避免重蹈大豆产业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