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没有“混蛋”作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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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出炉，作家格非、金宇澄、王蒙等获奖，这个结果与一些人早前的预测出入不大，很多人认为茅奖评选显出保守的气质，成了为德艺双馨的老作家授勋的场所。确实，现在茅盾文学奖得主个性特点不鲜明，有人以此认为中国作家多数德才兼备，缺少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那样人品不好但文采飞扬的“混蛋”作家。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混蛋”作家，只不过随着历史变迁，这些人消失了，无耻文人登台了。

　　 民国“混蛋”作家辈出徐志摩郁达夫是代表

　　民国文人千奇百怪，什么类型的文人都有，以《再别康桥》闻名于世的徐志摩，颇有浪漫之名，不过他的浪漫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

　　徐志摩生性风流，曾在蒋百里的撮合下与张幼仪有过一段婚姻。张幼仪嫁给徐志摩后，其兄张君劢和媒人蒋百里把徐志摩介绍给了梁启超，他借此认识了林徽因，从此恋上林徽因。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决定踢掉张幼仪，他找到三个理由：1.自己是封建包办婚姻；2.两人没有共同语言；3.没有感情。但这三点其实都不太成立，不过徐志摩执意离婚，完全不顾张幼仪有孕在身。

　　徐志摩与原配张幼仪

　　为了顺利离婚，徐志摩让张幼仪打掉孩子，但当时打孩子很危险，张幼仪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冷漠回应：“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刚生下孩子，徐志摩就托人把离婚书信送过来，在张幼仪的坚持下，徐志摩和她见了一面，表示：“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现在非离婚不可。”张幼仪无奈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徐志摩回国后就在《新浙江·新朋友》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宣布自己“欢欢喜喜地同时解除婚约”。不过他没能追到林徽因，后来和陆小曼结婚了。

　　和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依然不老实，继续寻欢作乐。据《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图说陆小曼》记载，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曾向老婆陆小曼保证不去妓院，然而当年10月1日徐志摩再次向陆小曼坦白次嫖妓之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如此无耻的坦白，称其为混蛋不为过。

　　相比于徐志摩，郁达夫的“混蛋”则更进一步。1921年，郁达夫与孙荃完婚，婚后生下一儿两女，孙荃相夫教子称得上贤惠。但1927年郁达夫遇到王映霞后，孙荃便遭到遇到郁达夫的冷漠对待，王映霞向郁达夫提出，要和她结合，郁达夫必须抛弃妻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郁达夫对此欣然接受。

　　郁达夫与王映霞

　　1927年9月，郁达夫将自己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内容新奇大胆，不但讲述了自己与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甚至还记录了两人接吻亲嘴一起睡等诸多细节，尽管这与木子美的“身体写作”相去甚远，但在那个年代已经十分出位，这等于向天下宣誓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其后二人结婚，王映霞也为郁达夫生下三个孩子。

　　王映霞并非郁达夫的终点，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结识了南洋歌星玉娇，并同她度过三天如胶似漆的夫妻生活，郁达夫此时与王映霞的感情也逐渐破灭，郁达夫又出版了《毁家诗记》，公开了二人婚变内幕，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二人最终协议离婚。

　　徐志摩和郁达夫，对待妻子和家庭都算不上好，个人德性堪称“混蛋”，但这并不影响二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其实，民国类似于徐志摩郁达夫这样的混蛋作家并不少。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混蛋”作家逐渐消失

　　徐志摩、郁达夫这类“混蛋”作家，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历史大势发生变化时，这类作家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作家自然不能逃离这一主题，文学写作逐渐从个人演变为救亡图存服务，丁玲堪称这一转型的代表。

　　丁玲生于1904年，1923年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强烈反响，这本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几个青年男女的生活，刻画了了女主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这本小说使丁玲声名鹊起，1930年她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奔赴陕北，此时她是一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少女时代的丁玲

　　在延安，丁玲经历了一番变化颇大的转变。她在延安写的第一篇文章为《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此文受到毛泽东赞扬，称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40年，丁玲发表《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两篇文章，1942年又写了《在医院中》，这些文章批评了延安一些干部，毛泽东认为：“《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它对我们党的干部有批评，但它有积极的建议。我们不要同等地看待它们。”这些文章与《野百合花》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由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丁玲自然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亲自找丁玲做了一次长谈，对她说：“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而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而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丁玲听后表示要轻装上阵为革命文艺奉献自己的一切。

　　1948年，丁玲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直接描写土地改革的作品，该书以农民、农村为主体，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代表作，这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已有很大区别，丁玲也从一个极具个性的作家变成文艺革命作家，成为“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参见薛建华《毛泽东与丁玲的往事》一文)

　　到延安后的丁玲

　　丁玲、赵树理、老舍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与徐志摩、郁达夫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人民艺术家，作品为时代服务，后者更多书写的是个人情绪。人民艺术家自然有相应的要求，除了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外，个人德行肯定不能有大的缺陷，徐志摩这样的人，自然很难成为人民艺术家。

　　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学作品的写作要求，一直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方针，作家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自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个性化作家、私德有亏的作家，自然会被淘汰。这一时期，中国作家更多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自觉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混蛋”作家逐渐消失。

　　 “混蛋”作家虽然少但当下不缺“无耻”文人

　　改革开放以后，文艺界也迎来新风气，作家群体呈现出不同特征，有的作家开始反思历史，如书写《芙蓉镇》的古华，写作伤痕文学的刘心武，有的作家用新的方式为时代服务，如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路遥，他们的作品均有自我特色，但都着重于挖掘个人命运，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有所不同。

　　这之后，“混蛋”作家出现得虽然不多，但“无耻”作家开始登台，他们个人私德上或许并无太大问题，但在社会公德上却有莫大残缺，有些人的作品看起来动人励志，有些人则根本没有作品可言，但他们常常进入作协，对各类社会问题说三道四。

　　比如某位作家，在汶川地震后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含泪”劝告灾民莫要为豆腐渣工程上访，“要识大体、明大理”，要“避免横生枝节”，避免被“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此作家的这番表态，引起外界轩然大波，网友大骂其无耻，称其“含泪大师”。

　　比起上面那位作家，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则更为赤裸裸，2008年6月6日，他在《齐鲁晚报》发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词中高呼“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自己代替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六万近七万同胞发声，拍马之相可谓无耻之尤。

　　同样的无耻，在天津港爆炸后再次出现。澎湃新闻报道，《滨海时报》高级编辑陈丽伟8月15日发表《第二声是冲锋的号令》，诗中赋予天津港爆炸多重意义，他写道，对于百姓，“第一声从耳朵震到心里，第二声从心灵震到魂灵”；对于消防官兵、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第一声是灾难无情的进攻，第二声是奋起迎敌的号令”；对于党中央、国务院，“第一声炸响在渤海湾边，第二声回荡到天安门前”。完全无视罹难及失联家属的痛楚。

　　这些作家在私德上可能没有太大缺陷，他们或许没有抛妻弃子，但在社会公德上缺失重大，他们不是混蛋作家，是无耻文人，他们比抛妻弃子的“混蛋”作家危害更大，他们公德有亏，作品很烂，更引领了极不可取的社会价值观。

　　 结语：

　　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要求下，中国目前可能缺少混蛋作家，但中国并不缺少无耻文人，某些作家，他们既不能学老舍等人为工农兵服务，也不能学徐志摩郁达夫，书写个人命运，他们只会奉迎拍马，毁坏社会三观，连“混蛋”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