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日友好的利润：把握高仓健“契机”

高仓健去世那天,有人问了中国外交部的看法,回答虽然非常官方,但却是近几年少有的温情一幕。

外交部发言人是这么回答的:“高仓健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日本艺术家,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的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对高仓健的哀悼,让人回忆起更多只属于中日两国人民的财富。正如白岩松说,高仓健的离去,证明了原来我们也曾经很密切地走动过。

如果说高仓健去世是摸不着的精神财富损失,那么更多看得到的物质财富损失就更加触目惊心。2014年前10个月,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额已经减少了42.9%。

“其实中国与日本之间并不是没有进行合作、达成友好关系的空间。”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专家杨丹志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关键在于战略上的敌对意识能否有所改变。”

国与国交往最终还是利益驱使。到底需要多大的利益才能促成中日友好?中日都是如何设置各自止损线的?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中日问题,会有一个不同的中日视角。

交恶的成本

此轮中日交恶一个最大特点是,对抗已经溢出政治领域,呈现“政冷经冷”的态势,中日经贸骤然冷却的损失已经触及每个人

尽管在APEC会议期间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了会晤,然而从对外发布的照片来看,彼此握手时的表情过于严肃,大家都嗅到了一丝尴尬的气氛。显然,两年多以来降至冰点的中日关系,并不可能因一次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简短的25分钟的会谈而彻底融冰。

此轮中日关系交恶,可追溯到2010年中国渔船船长被日方逮捕。而2012年9月,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日之间紧张的关系被进一步激化,两国之间原先就并不牢固的政治互信几乎丧失殆尽。

自2012年12月第二次上任以来,安倍晋三在访问49个国家之后来到中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8年前,当安倍首次就任首相时,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继而,随着2013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及2014年1月日本公布初高中教科书编写指南,写明钓鱼岛等是“日本固有领土”等内容之后,中日关系彻底恶化。

两国关系跌入了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以往中日关系既然现紧张状况,也基本局限在政治领域,呈现‘政冷经热’的态势,而这次两国关系的恶化却是造成了‘政冷经冷’的双冷局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对两国经济而言都造成了损失。”

中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1月至10月,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6.9亿美元,而在2012年,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则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7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同样,两国双边贸易也出现明显下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13年同比下降6.5%。

“日本对华投资的减少,一方面是源于中国近年来人力成本以及厂房租金等一系列成本的提高,促使一些制造业企业将工厂迁移至越南、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但是毋庸讳言,这其中近两年中日关系的交恶也是造成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一大因素。”杨丹志表示,“这对中日两国经济都没有好处。”

“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日本每年对华大规模的出口对日本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日经贸关系的降温也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孙立坚表示:“很难具体量化中日两国经济在近两年因关系恶化遭受了多少损失,但显然是两败俱伤。”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由于对华出口减少,2013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升至522亿美元。日本已经连续26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而这与对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有关。

日本的止损线

尽管损失是双方的,但对成本的敏感性显然日本更甚。尤其是当日本经济再度萧条,已经触碰了安倍政权的止损线

日本经济的低迷表现不得不令安倍晋三这位高调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日本首相经受煎熬。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安倍经济学”几乎沦为笑柄,日本国内媒体甚至高呼“安倍经济学已死”。而经济上的失败无疑威胁到了安倍的仕途。安倍究竟是否能承受如今这般内外交困的局面?

历经9天时间,当安倍晋三参加完APEC领导人会议、缅甸东亚峰会、澳大利亚G20峰会而返回日本国内之时,迎接他的是当头一棒。11月17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较上季度下降0.4%,换算成年率同比下降1.6%,这与此前市场对第三季度日本经济2.1%增长的预期形成了极大反差。这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上一季度,受消费税税率由5%上调至8%影响,日本经济同比大幅下跌7.3%,是2011年大地震以来的最大跌幅。

糟糕的经济数据令安倍政府遭到了日本各界的口诛笔伐。日本民主党干事长枝野幸男11月17日表示:“这一数字差得超乎想象。再次证明‘安倍经济学’已经到了极限。”维新党国会议员团干事长小泽锐仁说:“这一数字证明了经济政策的失败。”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小池晃就安倍政府在经济上的表现批判说:“政府一天到晚高喊的‘安倍经济学’有着巨大破绽,应该叫作‘安倍低迷’差不多。”

连续两个季度的衰退表明日本经济已经从技术上陷入衰退。日本经济学者山田顺撰文说,日本经济实际上从今年4月就进入衰退,但日本政府还一个劲地说“安倍经济学获得成功”之类的笑话,建议政府去看看日本街头的状况。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安倍晋三在宣布推迟上调消费税至10%的计划之外,进而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美其名曰“让日本人民来判断‘安倍经济学’的去向”,实则为一次豪赌,而赌的是安倍自己的政治前途,安倍晋三甚至放话称:“国会选举失败就下台。”

“安倍已经到了不得不赌一把的时刻。”孙立坚指出,“日本本届众议院的任期是2012年12月至2016年12月,如果两年后进行选举,一旦日本经济依旧没有起色,那么安倍下台的可能性就很大。而趁现在民意支持率仍保有40%以上,提前选举的胜算会比较大一些,毕竟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一盘散沙的‘一强多弱’政治格局未变。而且,一旦安倍及其自民党获胜,自民党在众议院中多数党的地位将延续至2018年12月。”

然而,就如美国《时代》周刊的说法那般:“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不管自民党拿下议会多少席位,安倍也不太可能解决问题。”经济关系民生,如果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并陷入长期衰退,那么安倍最终还是难以保住自己的首相位置。显然,安倍是极其清楚这一点的,因此自民党此次选战依旧主打经济牌,继续推动安倍经济政策。而安倍的对自己经济政策的信心则来源于:“我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已走了大半路程,这两年执政也听到一些人对它有批评,但迄今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陷入衰退的日本经济显然是安倍政府当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尽管日本经济多年来就是一种‘雪’的状态,但是中日经贸的发展状况对日本经济可以是那块‘炭’,也可以是那份‘霜’。”

中日的风险管控

中日的四个原则共识,换个角度看,就是中日双方进行风险管控的操作指南,遵守它,就会越走越好,反之,风险也越来越大

而中日关系的高度紧张给日本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令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坐不住了。进入2014年,中国与日本的商界、多位前政要以及外交人士开始进行互动,冰冷的气氛有了缓慢回暖的迹象,日本开始抛出希望日中领导人尽快进行会面的信号。9月30日,安倍在国会演讲时提及“中日友好”,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使用这个字眼。

临近APEC会议召开,与安倍关系密切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于11月7日达成中日关系四点共识,次日中日两国外交部长会面,最终领导人会谈实现。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之后在会见记者时称,“这是迈向日中关系改善迈出的一大步。”

所谓四点共识,一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是“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至此,各界认为,“习安会”为中日关系的回暖之路铺上了第一块石头。不少人士认为,包括副总理级别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有望重启,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也计划于年内召开。这样的形势至少意味着一个开端,缓解两国高度紧张关系的开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的那般:在APEC会议以外,中国国家主席和日本首相仅交谈了25分钟。从肢体语言判断,两人会面时的气氛冷淡至极。但过去两年来,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仅维持最低限度的关系,几乎爆发武力冲突。如今他们愿意会面,无论多么短暂,这都是值得全世界欢迎的事情。

不过,此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一番言论则又横生枝节了一番。11月12日,岸田文雄声称,在四点原则中,日本没有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第二日,他又更进一步表示,早前日本与中国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仅仅是两国之间“针对现状取得一致意见而汇总的东西”,并不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

“习近平与安倍晋三达成会谈,不管气氛冷热和时间长短,这一时间本身就意味中日关系冰点的突破。”曲星表示,“虽然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宣称,四点原则共识不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但是他此后也承认,四点原则共识是中日两国经过磋商最终发表的内容,理应受到两国尊重。我们不管日本国内对四点原则共识有怎样的意见分歧,只要日本能切实遵守,那么中日关系就有改善的空间。”

不过,杨丹志则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关系转暖仍看不到突破点,“此次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简短会谈,更多是中国作为东道主对与会国领导人的一种礼仪性的会面。虽然双方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其中提出了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中日关系恶化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战略上的敌对意识,需要高度关注中日关系滑向战略竞争的危险境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0月份发布的名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的报告就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日本在地区影响力和领导力方面的竞争加剧。

“其实,中国与其他国家都存在竞争,但是彼此之间也有合作。中日之间并非没有合作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还很大。关键在于,接下来中日双方会怎样继续‘习安会’这个开端。”杨丹志表示。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佐藤地同样表示:“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只是开始,不是结束,需要双方发展。”

高仓健“契机”

高仓健的离去,再次提醒我们,中日的合作史远比斗争史久远,我们也曾亲密地串过门,这也是中日友好的精神利润之一

无论如何,在习近平与安倍晋三达成近两年多以来的首次会晤之后,当前各界都希望中日两国关系能有实质性的改善。不过,中日关系得到改善甚至重归友好,显然需要很多的前提和基础。

此轮中日关系极度恶化的根源在于中日之间对历史、领土问题的相互理解和默契被打破,而这正是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政治基础。“中日之间基本不存在互信机制,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极为薄弱。”杨丹志指出,“从四点原则共识的文字来看,给中日双方都留下解释的空间,既表现了中日之间希望关系有所改善的政治意愿,但也显示了双方在领土和历史两个核心问题上立场分歧之大。是否能认真对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将要如何落实,还需观察。”

“其实,对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中国从来不会承认这是日本的领土,至少二战后的日本同样从没承认过这是中国的领土,就这一点双方不可能有让步,但是多年来的默契在于双方都强调这是‘有争议’的地区。”曲星指出,“只要日本能重新回到这一条默契,同时安倍晋三不再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日之间就有得谈。”

在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会面后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惟一一项具体的措施,即中日同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中日关系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双方将首先从建立国防部门之间的热线联络开始,尤其是处在第一线的双方部门的热线,希望达成的效果是当一方察觉到无法解释的问题,可以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该方可提供解释,减少误解,以及导致误判的行动。

目前,中日危机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海上联络机制和空中联络机制。海上联络机制通常包括两个海军指挥部门之间,设置在双方舰队舰长之间的热线也是非常关键的“刹车机制”,虽然舰长授权权限不一定足够,但他们的对话对一线船只间避免发生误解、误判以及情绪化对立至关重要。空中联络机制需要的是一套与海上不同的系统,通常主要涉及是否启用,以及如何使用《国际航空安全法》所规定的国际开放频道,还有空中记录、观察仪器和火控雷达等的使用。

“建立热线是最基础,但又是最重要的危机管控措施之一。但热线的建立也仅仅是一个部分,经常是危机将要发生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更加完整的危机管控措施应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解释,应该包括增加透明度、如何能够建立起行为规范、出现碰撞后双方应达成默契先救人还是先形成对峙、如何追责以避免更大的外交危机等;考虑到中日之间的任何摩擦都有巨大的煽动力,危机管控措施还应包括政府责任,即如何避免单方面炒作,避免夸大事实等做法。

而相较于中日两国在政治上的举步维艰,两国民间则有着更多维度的友善空间与基础。近日,日本著名影星、艺术家高仓健的去世似乎让各界看到了中日重归友好的另一个基础。

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仓健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日本艺术家,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的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而中国民间对于高仓健的悼念与怀念更是不亚于日本国内民众。正如日本杏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刘迪撰文所写那般: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首部日本电影,而通过这部电影,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了日本、了解到了现代化社会。当时,“日本”与“现代化”重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电影思考日本模式对中国的意义。或许可以说,这部片子刺激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现代国家、现代化的向往。

央行主持人白岩松感叹:今天高仓健离去,你也许会感慨,原来我们也曾经很密切地走动过,所以更加为眼前这样一种冰冻惋惜。

高仓健所代表着那样一种中日走动的时代,有哪些经验?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今天借鉴的?如果要是破冰的话,我们要回头寻找某种该做好的事情?

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但他得知中国人民对其行为的反应之后,即决定不再参拜。白岩松说道:“中国人的眼睛真是亮,不仅能看到不好的东西,同样能看到什么是好的东西。具有一种跨越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甚至让你产生一点点信心。如果中日在现在冷冻的之间,有一些人真的能把事情做好了的话,中日关系大有改善的空间,因为中国人明白着呢。”

“高仓健一代,给中日两国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这就是,相信民间的力量,相信文化的力量。”刘迪写道。

友好的利润有多大

2.3万在华日企、200万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就是中日友好利润的最直接体现。如果中日FTA能够签署,这个利润可能还要翻番

如果中日政治上的共识与互信是两国关系往友好方向走的关键与基石,而文化上的往来与交流起着源远流长的影响的话;那么,中日之间经济上的利益则是最实际且最大的动力。

刚从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回来的孙立坚说:“现在安倍政府受到来自商界的压力非常大,日本多数企业都要求日本政府能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日本企业在华打造商业环境寻找利润增长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放弃已经成熟的环境而迁移至东南亚等其他地区去创造新的投资环境,对这些企业来说并非易事,将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目前,日本在华企业约2.3万家。今年1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在华日资企业调查显示,54.6%的企业表示,将扩大和充实在华投资和贸易活动,仅6.2%的企业表示将缩小或撤离中国。尤其在支持率走低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界呼吁尽快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无疑对安倍构成不可忽视的压力。

仅就旅游业而言,中国游客对日本旅游业的贡献更是在逐年增加。尽管这两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但是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却不断增长。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了84%,再创新高,预计到年末将有200万中国人访问日本。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赴日游客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一是日本政府大力推行2003年制定的《观光立国战略》,放宽签证规定;二是日元贬值降低了中国人赴日旅游成本。中国游客在境外出手阔绰更是世界闻名,以致日本一些超市甚至打出标语:“多买些吧,把我们从萧条中救出来!”然而,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进而蔓延至民众之间的敌视,那么赴日旅游的中国人自然也会减少,这对日本旅游业无疑将是很大的打击。

而所谓“在商言商、利字当头”,对日本企业而言,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是他们不能忽视和放弃的。“近期,中国分别和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这在日本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孙立坚表示。

11月17日,澳大利亚与中国双方共同确认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国将于明年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未来,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贸易、投资、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该贸易协定为澳大利亚打开了以10亿美元计的市场大门,而澳大利亚则是对中国放宽投资限制。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额约为1500亿澳元,而未来双边贸易额将继续提升。

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正式宣布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已结束。根据两国结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会议纪要,两国将在年底前完成余留技术问题的谈判,之后草签FTA文案,明年年初由两国相关部门负责人正式签署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两国将在20年内对以产品品目为准90%以上的商品撤销关税。韩国的市场规模只有日本的1/5,但是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与中日双边贸易额却相差无几,分别为2800亿美元和3200亿美元。

曲星进一步指出:“除了双边贸易,随着中国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与步伐,中国资本对各国企业也有着很大吸引力。”11月18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497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031.5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前10个月累计实现投资81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8%。专家表示,照此测算,今年对外投资将超过境外对内投资,预计2015年这种趋势也将延续,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净输出阶段。

其中,1-10月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增长了128.6%。而未来在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时代,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

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