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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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版《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一书，书名曾被直译为“把我们自己娱乐至死”，我喜欢后一种。说娱乐至死时，我们可以把致死的原因归咎于娱乐，把我们自己娱乐至死就不那么简单,我们成了致死的“凶手”，只要你陷入娱乐，一定难辞其咎。

　　尼尔·波兹曼正是如此忧心忡忡地告诫我们，不要在娱乐文化中失去作为人应该有的思考能力，作为人应该追求的原本的单纯，因为娱乐可以改变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个人的原则，为了迎合电视的形式而放弃初衷，最后生命枯萎。如果失去了这些，无异于死。作者深知自己的这番苦心，会被视作杞人忧天，疯人之语。但是，他不能够掩饰自己的清醒，不能够沉默。

　　 人们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全书共分两编11章(第一编1-5章；第二编6-11章)，作为一种解读,我选择从最后一章开始，这最后一章既是对前言的回应，也是作者在阐释自己观点的时候的一条思考路径，这条路径是以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中所揭露的“娱乐”为起点，其中也包含了另一个世界，即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世界，在印刷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对比中,让我们认识娱乐文化为何可以使我们致死。

　　作者在前言中论及的两本书出版的前后日期：《美丽的新世界》发表于1932年，奥威尔《一九八四》1949年出版，两本书相隔17年。今天当我们谈及这两本书的时候，发现《美丽的新世界》与我们所处的网络世界有更多的相像处，虽然，该书的出版距今已经有83年了。这就是说，作者在83年前揭露和评判的那个“美丽的新世界”今天正在实现。这个时间也说明，唯有思想的火花不是随着时间而减弱，它永远在那里等待你的进入，一旦进入，火花便会燃起。今天我们读《娱乐至死》也是如此。

　　波兹曼说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的如期而至，然而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已有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实践对于宏观权力的揭露、反抗以及权力的自身演变，使得“老大哥”式的政治统治昭然若揭，同时也逐渐失去滋生的土壤。

　　密切的关注也包含了一种对抗的实践。波兹曼看到，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人们面临的不是奥威尔警告的来自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是娱乐——致死的“威胁”。赫胥黎认为的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而是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他清醒地看到，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在崇拜互联网技术方面，用五体投地也不为过了。人们受这种技术的控制并且参与使用这种技术的控制，直达自己。

　　 “互联网即隐喻”，建构交流新模式

　　在波兹曼的理论视野中，这一切都是源自于技术是一种文化，任何的文化都有其偏向。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是我们认识、理解并且描述这个世界的方法(如世界观)。波兹曼在该书的第一章与第二章为阐释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理论的准备，第一章名为“媒介即隐喻”，第二章名为“媒介即认识论”。

　　“媒介即隐喻”来自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命题。波兹曼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媒介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主张用“媒介即隐喻”一说替代。因为“媒介更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例如，媒介将这个世界分类、排序、放大、缩小、着色，最后建构这个世界的意义。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说互联网即隐喻。互联网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无一不加速建构我们的人际交流新模式、新感受，甚至新认识。

　　为了使“媒介即隐喻”这个命题被理解与被采纳，作者以钟表为例，详细论述了钟表如何在制造分秒的时候，“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人们便相信时间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时间可以成为精确和可计算的单位。当钟表以这样的面目重新出现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比较容易：分分秒秒是人类创造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正如芒福特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社会便没有了永恒”。眼镜也是如此，眼镜不仅仅矫正视力，同时也告诉人们不必听信天命，人的身体可以依靠医疗技术得到完善。还有今天充斥在媒介中的那些美容广告，对美容术的依赖，同样使人们相信改变的力量，改变要依赖各种美容手术，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此类广告的意图一拍即合。

　　接下来，作者并非系统研究认识论，而是从媒介与真理的关系入手，兴趣集中于媒介在认识论形成中充当什么角色。作者认为媒介对于今天真理的定义以及定义的依据有影响，因为真理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共鸣”是作者首先论及的媒介的性质，作者借用弗莱的一句话说明这个道理：“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作者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

　　 网络对我们的规范强过电视

　　理论建构之外，作者的基本思路是电视的时代是娱乐的时代，这种娱乐是以“看”为中心的，围绕“看”的娱乐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共鸣，不论是政治家、教师、运动员、传教士、企业家还是新闻记者都深谙此道。这种共鸣在娱乐时代的表现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驾驭能力被化妆术取代；电视播音员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超过播音备稿的时间；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商品展示时无足轻重；优秀的教师靠把戏惹得同学哄堂大笑……例如，电影《楚门的世界》揭示电视如何将我们的生活内容变成一场表演，剧中主人公以神圣态度对待自己爱情的行为举止，被看时，就成了笑料。

　　虽然被该书所言的娱乐时代是电视的时代，但是“共鸣”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更加鲜明，互联网从技术上提供了无限“共鸣”的可能，追逐共鸣——粉丝、点击率不仅仅是商业的利益所在，也成为一种衡量标准，甚至在学术评价中，文章的点击率也简单地成为文章好与不好的一种见证。我们置身网络时代，重新解读这本书时，如果将书中的“电视”二字换成“网络”，会发现网络文化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规范已经远远超过了电视。

　　回到最后一章“赫胥黎的警告”，作者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娱乐至死，是因为我们将陷入被赫胥黎担心的“美丽的新世界”中，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已经没有禁书的任何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