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九君子冒死向国联递交日军罪证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残历碑”。本报记者陆培法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日起，本报在旅游天地版推出《寻访抗战故地》专栏，刊发系列报道。报道将通过对抗战的重大事件发生地、主要战场、英雄人物战斗和牺牲地、纪念地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寻访，回顾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全民抗战、不屈不饶、共保和平的历史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描绘战争过后人们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的不懈奋斗和崭新风貌。祈愿海内外读者朋友关注这一栏目，提供报道线索，分享体验感悟。
——编者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是一个必须记住的时间：
“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残历碑”，以这样高度浓缩的形式记录着一段历史。
事变一周内，日军便占领了东北30多座城市。
镌刻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石雕台历上的这段文字，深深地刻在石头中，也隐含着雕刻者把这段话刻进每个中国人内心的期待——时刻提醒国人“勿忘国耻”。
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记者专程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采访。
沈阳“九君子”青史永留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得知“国联(联合国的前身)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9位爱国知识分子，便自发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他们在日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的情况下，冒死行动起来准备向国际社会揭穿日本侵华罪行。
要知道，获取每一件罪证都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日军把持伪满洲国财政的证据布告，贴在财政厅大门前，那里时刻有日军站岗。负责拍照此证的毕天民，偷偷爬到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长时间等候阳光直射到布告才拍照成功。“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40多天，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最后经整编，形成了一份400多页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及日军一手炮制伪满洲国等内容。他们准备将此文件交给调查团团长李顿。
沈阳“九君子”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交给李顿，并秘密同他们面谈。这份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于世，日本立即陷入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不禁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
报告书虽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幻想、决心实行全国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十分显著的地方，记者看到：一份名为“TRUTH”的系列档案揭开神秘面纱。这份档案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的巩天民等9人冒死向国联调查团递交的日军侵华罪证。
去年9月16日，辽宁省档案局(馆)举行捐赠仪式，巩天民的后人把这份材料献给国家。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将此作为镇馆之宝，列出了专门展区。中国抗战胜利后，这份侵华罪证的原件80多年来一直被存放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直到巩天民的后人将其找到并复制了这份档案。
复原北大营刻着血与泪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院落中，横放着一个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石碑，碑身造型与炸弹尾翼非常相似，人们习惯称它“炸弹碑”。无言的石碑静静地躺在那里，它是日本侵略者残暴与嚣张的见证，也承载了中国人民的血泪与屈辱。这座“炸弹碑”很有故事，它最初的所在地附近，正是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爆破的地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沈阳人民将该碑推倒，此后40多年的时间里，这座碑一直横卧在铁路旁的荒草中。1991年九一八事变60年之际，该碑由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收藏。
大东区柳林街2-9号，位居闹市，却又远离闹市。老旧平房在其身后高楼映衬下，显得有些落寞。
尽管80多年前这里是沈阳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童都耳熟能详的北大营，但记者在这里看到，这个曾拱卫沈阳城的军营，与往昔一样的只有其延续下来的名称，在斑驳的阳光中，陪伴它的是泥土小路和疯长的杂草。
参与北大营遗址公园考察的专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和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研究室主任张洁向记者透露，北大营抗战广场文化目前还是初步设想，今年要进入实施准备阶段。抗战广场将依托北大营地区新近发现的100多年前的东北军陆军7旅620团的3座现有营房来建设。
王建学表示，目前发现的这座百米长的营房内仍有十来户居民居住，全部用砖都是青砖，这种砖是民国初期特有的；窗户一个挨着一个，具有东北军营的特点；铁皮瓦屋顶至今仍保留着，实在太难得了，但其他两座营房损毁严重。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3座百米长的东北军北大营营房即将再现原貌。
日军炮击北大营，第一发炮弹的落点，时隔80多年还能找到吗？“日军首发炮弹并没有击中北大营。”王建学说，但日军占领沈阳后在炮击北大营的第一个弹坑处修建了纪念塔，抗战胜利后，塔被推倒，基座尚存。
他说，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九一八之夜，最早被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打死的侵华日军是日本关东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被东北军打死的还有一个叫增子正男的士兵，此外有23名侵华日军被打伤。这也再次证明，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并不是没放一枪一炮就把沈阳城拱手相让。一些底层官兵冒着“抗命杀无赦”的危险，打响了抗日第一枪。“北大营的重要性源于它是九一八事变中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发生地。”
对于九一八之痛，王建学曾向英国记者、西班牙记者有过如下揭露：
“九一八这天是中华民族的国难日，因为从这天开始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接着又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遭受这样的浩劫”。王建学用一组数字说明国人为何义愤填膺。“3500万人死伤，1亿人流离失所，以一家6口人算，以当时人口计算，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遭受迫害的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及残酷的殖民统治、奴化教育。”
在王建学看来，北大营遗址保护迫在眉睫。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薛来义等专家对北大营遗址进行考证后，形成了有关建议并转交给省文化厅。日前，省文化厅下发文件，要求对北大营保护采取“修旧如旧”方式，编制有关修缮方案；建议首先将北大营列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在条件成熟时成为博物馆，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形成呼应。
王建学介绍，北大营抗战广场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将建立主题群雕，有可能是由鲁迅美术学院的专家设计。
国难日之痛国人永不忘
更为令人注目的是，在今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赵国红说，九一八事变承载着深刻内涵，是国难的象征、国耻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开始的象征。1932年，陈觉在《九一八国难痛史》中，第一次将9月18日称为“国难日”。为此，赵国红代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将9月18日确定为我国的“国耻警示日”，从国家层面对九一八的警示内涵予以深刻阐述，然后进一步推动9月18日变成世界人民的“二战警示日”。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辑刊》杂志总编辑高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由其作为首席专家投标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已经入选201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王建学教授还建议：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沈阳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抗战资源的城市，应该打造好这张城市文化名片，建立一个抗战胜利广场，让世界了解沈阳，记住沈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王建学表示。
沈阳建抗战胜利广场，应该与沈阳有关的抗战事迹用雕塑展示出来。王建学介绍，沈阳有太多独有的抗战文化资源：沈阳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还有皇姑屯事件发生地、柳条湖爆炸点、北大营遗址、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盟军战俘营旧址纪念馆等，这些都构成了沈阳抗战文化的重要元素。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松花江上》勾起国人多少沉重的过往；每年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撞钟鸣警时，许多老人都会含着眼泪回忆旧时当亡国奴的耻辱历史和抗日情怀。
编辑：陈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