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从四十岁开始

　　我的“评龄”应起于1954年，我写的第一篇评论电影《鸡毛信》的征文。那时我读初中三年级，常写些“报屁股”文章，只是想出名，别无目的，以后又从事专业研究。我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文坛往事，恍如昨日。
　　我的前三十年，走过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共同经历的道路，“反右”、“大跃进”、“文革”。前几年我读《废都》，常把自己与书中“四大文化名人”对号，我发现“庄之蝶就是我”。他自称著名作家，写出了什么作品呢？他跟我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那种精神文化，政治文化，那种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废人”。我怀疑当年批评《废都》的那些人，未必都读懂了《废都》，没读懂也要去批，这就是批评家的悲哀。
　　三中全会之后，我写第一篇文章就是研究“作家自我”。在当时这是一个有极大风险的问题。在一次创作会上，我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在会上发了言，有的赞成，也有人反对。当时报刊都在批评“自我表现说”，我在会上大谈“自我”，岂不是要顶风上。果不其然，我的发言稿，从会议出的专刊上撤了下来。文艺创作中多年不准谈“我”，或者只讲“大我”的理论，使许多有独创性的作家和诗人，丧失了自己的风格，甚至有的还从文学史上除了名。诗人张志民有一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文艺界存在一种“病”的临床表现，就是忌讳“我”。
　　回想我的前三十年，曾经参与过的那些“发热浮夸的大和唱”，总是难以忘怀。我也常想，要不是有前三十年那段特殊的经历，我认识不到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坚持“真我”的必要性，也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给我带来的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三中全会之后，我写的第二篇文章，是给“写中间人物”平反。1964年当我还是一名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的时候，就从《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编辑部撰写的《“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长篇大批判文章，知道了文艺界有“写中间人物”一说，同时还读到《文艺报》编辑部提供大家批判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材料”历数“十五年来资产阶级‘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五大罪行”。《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所加发的“编者按”，又把这一问题上升到“关系文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1979年4月12日，我化名易佳言以《写中间人物“何罪之有”？》为题，在《黑龙江日报》发表了为“写中间人物”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另一长篇论文在1979年初写出来了，标题是：《“中间人物论”必须彻底推倒》发表于《学习与探索》1979年创刊号。后收入“文集”时，改名为《20年沉冤终昭雪——为“大连小说会议”平反》。那时对文艺界来说，我还是一个局外人，发表的文章犹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社会怎么评说不得而知，但我最感欣慰的是，北京召开邵荃麟同志追悼会时，给我这个不相识的作者寄来的那份唁电和请柬。
　　三中全会以后，我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大跃进”民歌的研究。我　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我当时作为中文系的大学生，也被派到乡下去搜集民歌。我所知道的农民，对创作民歌根本无任何兴趣，他们只关心的是公共食堂什么时候开饭，如何吃饱自己的肚子。我没有看到有全民炼钢的“土高炉”炼出了铁水。可是歌颂大炼钢铁的民歌，首首都是：“钢花怒放，铁水奔流”。“滚滚钢水象海洋”，“搬来东海盛不了”。我还看到歌颂粮食大丰收的民歌铺天盖地，有的还写得相当有“艺术”。如一首产自四川郫县的民歌说：“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殊知，这种“密又浓”的水稻，是从几十亩稻田中，将成熟的稻子拨来，塞在一块田里的。由于塞得太密，在炽热的阳光下稻穗发了芽，没得办法，只好在田坎四周架上风车，向稻子的缝穴里鼓风。像这样弄虚作假的奇迹，居然写成了诗，作为民歌的样板，选进了《红旗歌谣》。有周扬为之作序，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并说：这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
　　1980年，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次“中国诗会”在南宁召开。我得到通知，连夜赶写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大跃进’民歌与新诗道路》赴会。与会代表百余人，集中了中国第一流诗人、作家与著名学者教授，因有三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会议开得十分活跃，会上会下都畅所欲言，我鼓起勇气，把自己文章的观点也在会上作了介绍。我的自我感觉认为，我这篇论文是从实际出发的，讲的是真话，没有讲假话。虽然也有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但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各抒己见。使我真的感到了我们曾经制定的“双百”方针，盼望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的春天来了。
　　上述三篇文章的写作是我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的实践。从此，也使我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品质，必须是人民立场，坚持真理，讲真话，不讲假话。我抱着一种从实践中去寻找真理的态度，敏锐地去关注学术前沿中的一些新问题，同时认为，大凡有争论的问题，都有某种研究价值。后三十年，我的文章的选题，都坚持从创作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去探索新问题。比如“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主义”与“文化”问题，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关于“文学大逃亡”与“轰动效应”说，关于“文学守成思潮”，关于文学上的“方法年”与“寻根热”。关于文学创新的尺度，“全球化”与中国文学问题等。
　　回想上世纪80年代，那也是一个火热年华，激情岁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从“朦胧诗”到“后现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天”，在众声喧哗，吹吹打打的热闹中，我和我的文友，难友、诤友们，畅谈学术，多音齐鸣，争论不休，那是何等的潇洒和浪漫啊！我把我的文集命名为《浪漫的思潮》，那是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纪念那段不可忘却的记忆。对于读者那是历史的回声，也许，还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当代文学，曾经走过的充满艰辛和曲折的路。
 

作者简介：

　　彭放，1937年生，原名彭贤贵，四川南充人，1963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历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文学院副院长，黑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专家，黑龙江省政协文史组特约委员，黑龙江省社科系列职称评审高评委等；享受国家级津贴专家，2003年被四川师范大学外事学院特聘为教授。
　　出版主要著作有：《文学人才学》（1992），《彭放文论选》（2000），《北大荒文学艺术》（合作，1988），《黑龙江作家论》（合作，1997），《黑龙江作家评论集》（合作，1989）；主编《灵感之谜》（1986），《郭沫若谈创作》（1982），《黑龙江文学通史》（四卷本，2002），《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上下卷，2005）以及专著《浪漫的思潮——中国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2006），《萧红研究七十年》和《百年诞辰忆萧红》（合作，2011）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其著作和论文获省级多项一等奖。从1997年开始，组织编写《黑龙江文学通史》任课题组负责人，该书的出版，结束了黑龙江没有文学史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