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无人区”寻找方向

              “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
　　“大机会时代，不要机会主义。经济寒冬之时，更要专注，兢兢业业。”
　　“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10年。”
　　2016年4月16日，当晚临近11点，72岁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在上海虹桥机场，独自拉着拉杆箱，排队等候出租车，被网友拍下。任正非这张照片为他收获了无数的点赞。
　　舆论对于任正非从来不吝溢美之词。似乎是从2001年3月那篇《华为的冬天》开始，每当他的文章以及内部讲话传出，便被各路人马当成“语录”进行解读，甚至膜拜。
　　刚刚过去的2016年，任正非坦言身在“无人区”，“找不到方向”，他是真的“迷茫”了吗？
　　“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
　　人们不会把各种溢美之词虚妄地加在一位没有实干精神的企业家身上。华为的业绩是任正非获得赞誉的基石。
　　从2011年到2015年，华为销售收入从2039亿元提高到39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8%；营业利润从188亿元提高到4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5%。
　　作为华为三大业务板块之一，2015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291亿元，同比增长72.9%，全年智能手机发货量达到1.08亿台，成为全球前三的智能手机品牌。
　　2016年12月30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新年献词当中表示，2016年该公司全年收入预计将达到5200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32%。
　　即便如此，任正非依然保持一贯的危机感。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在汇报发言中称，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前进在迷航中”。
　　“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累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维持强大的创新力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费用。近日，国外媒体公布了一份2016年全球科技公司研发投入费用的排行榜。值得注意的是，前10名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即华为，它以研发费用83.58亿欧元(约合608亿人民币)的金额排在第八位。华为2015年度报告数据显示，近10年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
　　“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华为2015年度报告中的这句表述令人印象深刻。
　　2016年9月底，奥迪、宝马和戴姆勒联合5家电信通信公司——爱立信、华为、英特尔、诺基亚、高通成立了5G汽车通信技术联盟，意在为下一代智能互联汽车研发，并推进车内5G通信技术的应用。此联盟的成立，让外界揣测华为是不是要开始造车？
　　然而，华为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华为的核心能力是构建连接，我们很多年前就提供车联网解决方案。作为5G汽车通信技术联盟成员，主要在5G技术方面贡献力量。制造汽车不是华为的主航道，华为不会偏离主航道业务。
　　前方高能预警：任正非再谈“危机”
　　在很多推崇他的人眼中，任正非不仅是出色的商业思想家，还是优秀的“预言者”。在过去近15年时间里，无论是在华为的业务上升期，还是在平缓发展期，他曾经三次提出了寒冬论和过冬警示，扭转了华为的命运。
　　在2016年的这个冬天，任正非又多次向内部提示“危机”，要“减人、增效”。
　　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任正非强调，员工的科学管理要导向“多产粮食”，要逐渐淘汰不合格的落后人员。“我们投入那么多人工，不能多产粮食的主管就该下台。”
　　他对他的下属们说，“华为公司不能像部分西方公司一样，在温柔乡中葬送了我们28年的奋斗。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看到我们未来的艰难性，从这个出发我们要构建未来胜利的基础。”
　　传播最为广泛的，是任正非在2016年10月26日的那一次内部讲话。他说，“金融危机可能即将到来”。“一定要降低超长期库存和超长期欠款。以前我们的货款记录不清晰，客户来还欠款时，我们还莫名其妙，连合同和欠条都找不到了，如果客户不还钱，多少预备金都付诸东流。”
　　分析人士指出，任正非之所以提醒危机，是因为受到国内外两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连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也感到了阵阵寒意。全球政治经济环境黑天鹅群飞，对于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华为来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预警意识在华为轮值CEO徐直军的新年献词中也有直接体现，“面对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我们要用法律遵从的确定性，来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以跨越宏观环境的不连续性风险；要有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案，从组织建设和干部配备上提升对风险内控、合规运营的监管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