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谣入刑，法治利器如何善用

　　即将于11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一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每个人都是谣言的受害者。微信、微博、QQ群等社交平台上，虚假信息成了公害，网络环境需要走上法治的轨道，剧情反转的事屡屡发生，和一些不负责任的虚假信息传播有关。顶格7年的刑期，会在一些人的脑海中留下一根紧绷的弦。

　　对于虚假信息，什么情况下将受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条文里写得很明白，可一联系具体案例，还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比如，刚刚发生的于文华微博上误报阎肃老先生病逝的事，虽然同样也是虚假消息，对照这条法律，它不属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范畴，那么其家属只能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权。最后家属谅解了这起误报，但并不是每一起误报都能这么幸运。所以，区分误报和造谣，是理解“造谣入刑”的第一个关节点。是不是造谣，关键就在一个“造”字，是有意还是无心。

　　为了避免某些人担忧的“打击面扩大化”问题，刑法修正案明确将适用范围限定在“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这些事情涉及公共利益，不是谁想公布就公布，公布错了，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这时候，快速、准确、有效的发布，是阻止谣言产生的有力手段。然而有时官方权威发布跟不上，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拿天津爆炸事故来说，各种说法已在网上满天飞了，可权威部门的声音在事发之初曾经长时间缺位，导致一部分声音的失真，责任似乎也不该全由发声者来背。灾难来临之时，理性很重要，但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更重要；因为担心消息不够真实引发恐慌重要，但将消息第一时间传播出去，让大家直观地感受灾情，防止次生灾害对市民的伤害更重要。这时候，区别猜测和造谣同样是一件重要的事，这需要判断是恶意还是不明真相。那个编造自己父亲遇害，赢得网友同情，赚到大笔捐款的广西女子，显然不能逃脱造谣的罪名。

　　还有转发者的责任如何认定，也考验这部法律的严肃性。编造虚假消息，主观上就存在恶意得受罚，这没有争议，但转发的就不同了。有人担心躺着中枪，不是没有道理的。看到有意思的转手就发了，你可以说我是故意转发赚点击率、也可以说是出于好心给大家提个醒。谁来判断是故意还是无意？是善意还是恶意？这也应当有具体的操作标准。

　　最后，还要把正常的舆论监督、质疑批评与刻意的造谣区分开来。一次次的“跨省追捕”提醒我们，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对地方官员进行批评，成为一种有风险的行为。让大家更规范更好地发声，才是这部法律的初衷。

　　甄别这些差别，在要求个人的自律和自省的同时，也对执法的过程、办案的过程、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法的修正不应被理解为给了谁一把惩罚的利器，而是一种责任。它规范着发帖人的行为，也一样规范着办案人员的行为。(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