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修昔底德陷阱”（人民观察·本期主题）
中美两国专家日前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表示，两国应加强合作，寻求管控分歧。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图表：对中国外交战略在海外媒体和网民中的情感认同度进行的舆情分析。新华社发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才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本期观察版对此进行探讨。
——编者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
王义桅
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了一种安全困境，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情境下，每个国际行为者都担心被其他行为者侵害、占领或消灭，因此为了安全就要增加权力；但对方也会增加权力以应对威胁，若两个行为者无法调控分歧，那么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今天，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引发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惧，让一些人认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有可能掉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这是对中国大国关系的一种误读。2000多年前发生在爱琴海边上的城邦国家故事不会是主导今日国际关系的魔咒，而战争、霸权转移更不会是未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主旋律。从时代条件、全球化体系、国家属性等层面来分析，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迈向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潮流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逐渐明确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共同努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环节。因为世界无法承担中美交恶的代价，时代呼唤中美迈向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共具担当，需要合作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这关系到21世纪的世界是重复战争悲剧还是开创世界格局新未来。
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以下一些要素。一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是指不发生军事冲突、战略对抗。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都极力避免冲突局面。否则，美国的盟国将忧心忡忡，其他国家也会无所适从。世界需要中美关系稳定、合作。二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是大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对中国仍有所保留，害怕影响其国内政治生态和对盟友保护的能力，但在工作层面仍然要遵循这一原则。三是合作共赢。美国等国家需要以更加清醒、理性的目光观察中国。中美许多冲突点可转化为合作点，零和博弈事务领域也可转化为共赢事务领域。
相互依存度持续加深是大国合作的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愈益加深，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其他大国同处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相互依存，根本不同于20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中美相互依存度还在增加，未来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中美利益共同体将更加稳固。从国际层面讲，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期待是中美合作的不竭动力。不存在中美合作达到极限一说。世界性问题与挑战有多大，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行、可期。世界不仅无法承担中美冲突、对抗的代价，甚至无法承担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中美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若没有中美气候共识，会议便无法取得进展。世界要实现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合作。中美合作是互补发展、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也是超越双边、利好世界的客观要求。面对世界日益增多且复杂的问题与挑战，中美作为大国，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肩负着重大责任。中美合作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与地区秩序稳定。中美两国是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益攸关方。维系全球稳定与安全，两国可谓责无旁贷。
建设性管控分歧是实现合作的前提
当今世界，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不具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观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上可以不重视大国关系的构建。大国关系始终是合作与博弈的辩证统一，大国之间要实现合作共赢，还需各国共同努力，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
仍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境况，美国对中国仍有不少忧虑。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习惯性地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如今，中美之间有众多潜在冲突点，比如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金融问题、台海问题等。然而，中美有一百个理由冲突，更有一千个理由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能够以合作化解冲突，建设性管控分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摒弃有你无我的国家利益观
叶自成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专有概念，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1495—1975年间，欧洲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今天，有些人以这一旧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认为中美之间也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那么，“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还是只是人们对过去国际关系中大国冲突与战争的一种习惯性的心理联系和暗示？习近平主席认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可见，“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而是由大国之间主观上相互战略误判引起的。这种战略误判，包括对自己和对方战略实力的误判，对国际环境、时代特征、时代潮流的误判，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对其他主要大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对自己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形势的误判，等等。在这些误判的基础上，就可能制定错误的战略决策、采取错误的战略行动，从而导致大国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如何才能客观判断国内外大势并作出正确战略决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些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
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主旋律。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今天的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这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大国对抗与独霸世界已经成为历史，国际社会只能走相互合作的道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正确处理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矛盾。过去，大国关系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方都想建立或维护以自己为中心并在其中占优势和主导的国际秩序。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必须处理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与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关系，放弃以往要么完全推翻现有秩序另起炉灶、要么固守陈规的旧思维。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我们提出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以合作共赢作为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的观点，一方面对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现有秩序的合理内容给予肯定和坚持，另一方面又提出扩展和增加新兴国家的作用与影响等新的合理要求，同时还以增量发展的方式推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新的合作举措，既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合理安排，又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新型义利观正确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矛盾。要避免过去大国的冲突与战争，就应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习近平主席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义利观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新型义利观。新型义利观注重在追求、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弘义融利。比如，中国在提出革新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时，也关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利益；在与拉美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大国关系构建应重视价值观因素
林宏宇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这之后，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此过程中，中美关系也出现过一些波动、矛盾。目前，中美两国之间传统关系范畴依然在起作用，依然强调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但需要正视的是，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因时而异、变化不定的。要想保持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除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还应找到一个更稳定的基础，那就是价值观。
按照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价值观在大国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价值观认同是国际关系的关键变量。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除了要重视现实利益因素，还要重视价值观念的因素。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条件下，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不能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对全世界有益的价值观。
当前，随着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和挑战的出现，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显得力不从心，越来越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球治理的协作程度和国际受益面不断扩大，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呼之欲出。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有影响力的成熟经济体，两国将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中美两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在气候变化、世界疾病防控、国际维和行动、国际金融安全、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治理问题上担负着十分重大的责任与使命，这使得两国之间的共同需要不断增加。中美作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都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负有不可推卸的全球责任。全球治理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性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念应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应强化这样的价值观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应有的责任。
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变化不定，国际安全形势堪忧，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急需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对抗。美国一些战略学者在近期言论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有人认为，当今世界秩序如果不加约束，会产生一种貌似有序但实则逐渐向无序状态演进的长期趋势，这个趋势将不利于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此，中美更需要在全球和平发展与安全稳定问题上加强合作，携手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全球治理的需要，中美两国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必将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
《人民日报》( 2016年04月17日05版)
编辑：姜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