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聘任制试点八年的现实之困:晋升通道堵塞

13.04.2015  11:30

  3月17日,北京市人社局公布,面向全国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2名。系北京第三次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公务员聘任制试点8年的现实之困

  聘任制公务员晋升通道“堵塞”致人员流失大;深圳否认“零解聘率”说法,称8年解聘47人

  4月8日,北京面向全国招聘两名聘任制公务员的报名时间截止,这已是北京第三次启动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从2007年深圳试水公务员聘任制以来,全国多个省份先后加入试点行列,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各地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试点,引起舆论强烈关注。诸如“30万年薪”“深圳聘任制公务员3年无一淘汰”“变相铁饭碗”等质疑,也时常见诸报端。

  回首公务员聘任制8年的试点之路,高薪如何化解临时工心态?晋升通道堵塞有无更好制度化解?“瓷饭碗”真的会变成“铁饭碗”吗?公众期待中,诸多疑问仍待解。

   “临时工心态”致流失率高

  作为少数群体的聘任制,存在“临时工”的思想比较严重,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今年,50岁的四川宣汉县畜牧局的总畜牧师蒋德元将再次站在人生的拐点上。

  作为四川省聘任制公务员试点的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之一,他的合约在今年7月到期。续聘还是出走,目前他也没有答案。

  2012年,四川首批聘任制公务员在达州宣汉县试点招聘。在宣汉县畜牧局当了18年公务员,后辞职在成都创业5年的蒋德元通过考核,成为宣汉县畜牧局的总畜牧师。蒋德元和其他三人成为四川省第一批上任的聘任制公务员。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他的17万年薪比县长还高。

  蒋德元成为畜牧局领导班子的一员,享受副科级干部待遇。宣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橹洁介绍,这是为了增加聘任制公务员的发言权,让他们也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

  回顾近3年的履职经历,蒋德元说工作的挑战并不大,更多的压力是来自外界的环境与人际关系。“对于我的身份和高薪,一些过去一起共事的人心理不平衡,工作中配合不顺心。”

  对于工作中的问题,宣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橹洁看到了另一面。他说,在官本位的思维下,一些聘任制公务员开展工作上确实有一些难度。作为少数群体的聘任制,存在“临时工”的思想比较严重,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尴尬的情况是存在的,比如一些人觉得我是一个临时工怎么去管人家正式的干部?心理上有不适应的。”

  在深圳早期的试点过程中,这样的情况也被注意到。

  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的负责人梁文浩介绍,在2007年到2010年的试点期间,深圳拿出了几十个职位做招录聘任制公务员。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行政岗位,工资与委任制公务员相当。

  梁文浩说,当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些聘任制公务员不能安心工作。“一些人有临时工心态,对未来顾虑比较多,所以当时招录的聘任制公务员的流失率比较高。”

  他介绍,当时深圳的聘任制公务员缺乏长期聘任的机制以及职业发展的空间,因而一些聘任制公务员辞职去参加委任制公务员的考试。

  “人员流失,是机制的问题。因为聘任制公务员与委任制的公务员的晋升渠道不可能打通,因此好多人都留不住。后来,一些单位的探索热情就下降了。”他说。

   不能打通的“晋升通道”

  打通晋升渠道就意味着拿着高薪还竞争有限的领导职务资源,“这对其他公务员是不公平的”。

  29岁的张文茜,和蒋德元同批次成为宣汉县的聘任制公务员。与蒋德元不同的是,在档案局工作的她,上任的岗位是辅助性岗位。

  张文茜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档案管理专业,是宣汉县档案局里科班出身的公务员中学历最高的。工作的第一年,她就撰写了3篇调研文章,在达州市档案学会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能不能提拔张文茜?这一度成为档案局领导们的困惑。后来,宣汉县人社局的负责人明确告诉档案局局长,这不可以。

  “领导想提拔,但是不能逾越制度和规则。合同上聘的职位是不能变动的。”张文茜说,她觉得有些被动。

  离合约到期还有3个月,张文茜已开始在网上寻找招聘信息,也开始关注公务员考试的信息。“我需要自谋其路,今后更看重发展空间与平台。”

  对此,宣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橹洁解释,试点聘任制公务员的初衷就是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把聘任制公务员转成委任制公务员,这是在开倒车。不管这个试点将来怎么样,我们不应该走回头路。

  他认为,聘任制公务员的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用高薪来招募到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因此,如果一个岗位有更合适的人选,那么用人单位将聘任他人。“如果搞成铁饭碗,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义乌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则认为,在当地,聘任制公务员年薪是委任制公务员的3-4倍。如果打通晋升渠道的话,就意味着拿着高薪还竞争有限的领导职务资源,这对其他公务员是不公平的。

  作为率先试点聘任制公务员的深圳,也早就面对这一问题。

  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的负责人梁文浩说,在2010年之前的试点中,由于晋升渠道无法打通,出现了人员流失的问题。

  梁文浩说,聘任制公务员试点的一个初衷是希望产生“鲇鱼效应”,以此来激活委任制公务员的活力。然而,当时的制度设计把委任制公务员与聘任制公务员隔离开了。

  他认为,这意味着,聘任制公务员的工作再好,也不会影响委任制公务员的晋升。于是,一些委任制公务员便觉得招来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个序列,对自己没有影响。“这达不到我们对激活队伍活力的预期”。

  梁文浩介绍,于是在2010年,深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新进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以及公务员分类管理。他说,自此深圳市的委任制公务员与聘任制公务员“同身份、同待遇”,并且同样可以竞争“局处科”等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