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乡贤力量 推动乡村发展

　　 乡贤今何在  

　　　　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难免有人叩问曾经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乡贤今何在？从现实情况而言，农村优秀基层干部、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带头人以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德才兼备的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以其学识专长、嘉言懿行、创业才干等反哺桑梓，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逐渐成为“新乡贤”的主体。在日益强调“物的新农村建设”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同步发展的今天，挖掘乡贤资源，培育时代精神，凝聚乡贤力量，推动乡村发展，早已成为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瞄准新乡贤推选村干部  

　　 浙江省绍兴市新乡贤治村经验引发关注  

　　走进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祝温村，只见村内绿树环绕，道路平整，地上见不到纸屑等垃圾。“以德立身以义兴村”、“反哺桑梓寸草寸心”、“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一条条不逐俗流的标语，展示着这个村庄与众不同的魅力。

　　杭兰英，是祝温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百姓喜爱的好支书”。担任村支书28年来，这位“当代乡贤”以村为家，探索祝温村村治模式和“民情通”工作七法，把一个后进村建成全国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在绍兴，有一大批像杭兰英一样的村干部。绍兴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绍兴广大农村大量精英进城发展，留下老人和儿童在村庄留守。在此情形下，绍兴着力推动“越商”、“越贤”回归，除积极吸引他们回乡投资项目，还重点吸引一批有威望、有能力、有德行、有知识的新乡贤回乡当选村干部，投身家乡新农村建设。

　　杨七明，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7年前，他放下手中上百万的生意，回乡担任村支书。7年来，他用赤诚和汗水带领全村各项事业发展，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坚持边治疗边工作，带出一个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余茂法，原绍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回到家乡稽东镇冢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加强村庄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县官治村”一时成为美谈……

　　瞄准新乡贤，推选村干部，不仅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新村官，而且带动更多的新乡贤回村，乡贤参事会成为绍兴乡村治理的一个特有现象。在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孙端镇，全镇共16个村，建起乡贤调解室、乡贤保健室、乡贤图书室、乡贤法律援助室、乡贤教育基金、乡贤帮扶组等一个个阵地，成为乡村治理的有益补充。

　　绍兴的新乡贤治村经验，受到各界关注。“从‘越商’回归到‘越贤’回归，是一个极大提高。”南京大学教授张玉林表示，农民过去只关心经济发展，希望资金“反哺”。而新乡贤参与村庄管理，则深入到社会治理、村庄文化的更深层面，促成乡村治理回归常识与常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卫平的角度有所不同。他说，绍兴在乡村治理中，坚持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发挥新乡贤的力量，注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保证村民获得利益和实惠，是创新发展昔日“枫桥经验”的生动案例。

　　在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范忠信看来，乡村治理现代化，要实现法治、德治、自治三者并举，要尽可能在基层和乡村社区里健全社会自治组织、民间自治组织。由新乡贤中脱颖而出的新村官以及乡贤参事会等群体和组织的涌现，有助于构建更为完整的治理体系，共同促进时下浙江正在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

　　 陈成松 成立乡贤参事会带出一批好乡贤  

　　提起村支书陈成松，浙江省绍兴市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孙端镇皇甫庄村的村民喜欢竖起大拇指夸赞。

　　2005年，这位从上海回来的房地产老板放下手头生意，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看到一穷二白的村庄面貌，陈成松难过得流泪：“一定要为乡亲们办实事，让大伙儿富起来。”了解到村庄建房审批难，存在大量住房困难户，他发挥建筑老板的优势，组织建起4幢高层农民公寓，以成本价向村民供应，彻底解决乡亲们住房困难。皇甫庄村原先村道狭窄，外来车辆开不进村，他挨家挨户做工作，动拆20多户民居，实现道路拓宽和绿化、亮化。

　　由于村级经济薄弱，陈成松主动放弃每年大约六七万元的工资，还经常为困难村民和村里的工程自掏腰包。村里每年的接待费不走村账，年终由他负责“埋单”。反倒是村民的福利每年雷打不动，水电费用全免。为此，村民们称他“倒贴书记”，他笑一笑，欣然接受。

　　2014年，皇甫庄村成立乡贤参事会，32名在村内有较高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企业主、经济与文化能人参会，陈成松当选名誉会长。会员首批捐资40余万元，用于村内包公殿修缮和赛龙舟等公益事业支出。“知乡贤、颁乡贤、学乡贤，一个好村官，带出一批好乡贤，不仅为村里办好事，也聚拢起村民，形成正能量。”孙端镇党委书记施华新说。

　　 章必才 挖掘古村落资源倡建美丽新农村  

　　“我爱班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在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班竹村，村口的文化墙上，题写着与班竹村相关的诗词、绘画，1000多米长的“唐诗之路”两边，400多首描写班竹村的诗歌镌刻在石上，游客可一边漫步，一边感受班竹古村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落后的小山村到名闻遐迩的“唐诗之路”文化村，班竹村的变化，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章必才。

　　章必才原先是一家私人电脑印刷公司的老板，2008年当选为班竹村村委会主任。上任后，他义无反顾将生意丢给妻子，全身心扑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上。

　　发展村庄就像经营企业，找准方向才能前途光明。思来想去，章必才意识到：千年“唐诗之路”是一个可以发力的兴村支点。所谓“唐诗之路”，指的是唐朝一条无数诗人往来频繁并留下大量诗歌瑰宝的古代旅游风景线。新昌县位于“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而班竹村恰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章必才觉得，可以利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集中力量重建旅游景点，发展乡村特色旅游，让村民就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想到就去做。几年来，章必才发动村“两委”班子和党员、村民代表等，收集整理出一大批与班竹村有关的历史典故和民间故事，并利用村中保存完好的古驿道、古驿站，成功打造一条“唐诗之路”。行走村中，宛如步入诗歌胜地，引发无限遐思。

　　游客来了，班竹村的特色“农家乐”随之兴起，每逢公众假期，生意非常红火。在章必才的示范带动下，几间村民的自住房也改建成特色民宿，可容纳100多名游客居住。村民章必武告诉笔者，游客多了，越来越多村民看到了发展“农家乐”的商机，萌生回乡发展旅游业的想法。2014年，班竹村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历史文化村落，不难想见，班竹村休闲旅游品牌将越叫越响。

　　 王绍弟 身先士卒聚人心村民自治靠赋权  

　　浙江省诸暨市江藻镇梓尚阁村依山而建，绿树成荫。2013年6月，在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20余年的王绍弟回到老家。回乡后，他敏感地发现：“村里的物质生活好了，人心却倒退了。”

　　人心散了，该怎么聚？2013年12月，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王绍弟，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义务清理河道。

　　最终，这件工程仅仅花费五分之一的预算，却缓解了村民20年来饱受的旱涝之苦。村民觉得王绍弟当村支书肯做实事、会做实事，而且大家亲身感受到人心齐带来的变化。这让王绍弟和村民都觉得接下来有了奔头。随后，村“四乱整治”、截污纳管、“三改一拆”、环境美化、公共设施建设等一项项工作，都如期顺利推进。通过土地开发复垦，村集体经济也从无到有，2014年实现收入200万元。

　　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必须拥有一支团结有力的党员干部队伍。注意以身作则的王绍弟，总结出组织生活规范化、事务决策民主化、村务管理纪律化、落实民情服务化、日常管理公开化、村级治理网格化、经济发展信息化、巡查监督长效化等8方面工作方法。2014年度，梓尚阁村党支部被评为市五星级支部，王绍弟也荣获党建工作特殊贡献奖。

　　2014年6月，恰逢村里完善电信设施之际，王绍弟申请注册了微信，主动把全村近80位有智能手机的村民代表、党员拉入自己的朋友圈。通过这个网络圈子，他自觉开始了让村民“知情明政”的实践，不仅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工作起来也更加顺畅便捷。

　　 陈峥嵘 善治企业善治村制度建设是根本  

　　如今，走进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狮子村，但见村道干净整洁，楼房宽敞明亮，私家车停放有序……然而7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因“脏、乱、差”出名的村庄。

　　2008年3月，在外经营企业的陈峥嵘被村民推举为“村改居”后的狮子居委会的“当家人”。经营惯企业的陈峥嵘，开始琢磨是不是能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靠管理制度治理村庄。

　　上任3个月，陈峥嵘摸清了村情民意，便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村民表决，出台《关于违章建筑和村容村貌的若干规定》。这一村规民约明确7条有关村庄环境卫生的村民行为规范，包括村民一律不得违章搭建、统一清运建筑垃圾和废弃物、沿村干道一侧停车、不得阻挡消防通道等内容。规定出台后，推动了全村环境卫生管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久而久之，村民们不仅养成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习惯，还互相监督，刹住了村内的违建风。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一直是狮子村的“软肋”。“没钱难办事，得盘活村里的资源。”在陈峥嵘主导下，狮子村出台《村有房产出租管理办法》，通过市场定价、统一招标，村有房产房租收入持续上涨。随后，他又推动规范化管理和运作集体“三资”的工作，2008年至2014年，村级集体收入达到904.89万元，平均年收入约129.27万元，为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和村里各项事业的发展奠下坚实基础。

　　陈旧的村大会堂拆除了，修建起村民公共活动中心；原有的老年活动室升级了，改造为村宴中心；公共停车场修好了，村民停车再也不难了……随着一桩桩民生实事的完成，狮子村乡亲们的生活正越变越美好。

　　　　编辑手札 

　　 发掘乡贤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治理转型  

　　　　近年，借助于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实践充分在“物”的建设上做文章，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加速增长时期。与此同时，伴随城镇化浪潮席卷而至的是农村空壳化和乡村在凋敝的尴尬现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逃离乡村，留守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村级事务能力弱，这种乡村治理主体的弱化，反过来制约着乡村“物”的发展。有鉴于此，中央明确提出“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命题。 

　　　　扭转乡村治理主体弱化的现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人的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绍兴市充分发掘并利用新乡贤群体的优势，以新乡贤文化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新乡贤的威望与经验、学识与专长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批有威望、有能力、有德行、有知识的乡村贤达之士被吸收到村级组织中来，承担起村级事务管理工作，逐步促成从能人治理到贤人治理再到众人治理，从经济治理到社会治理再到文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转型。 

　　　　尤为可贵的是，绍兴市的做法已渐成体系，经验具有可操作性。本刊分享他们的经验与做法，希望能给更多地方探索村民自治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