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清官思维消弭法治反腐的价值

　　10月25日，中纪委召开十八届四次全会，刘金国当选中纪委常委、副书记，他的清廉做派和接地气的行事风格也颇受关注。“你们都别怨我，我谁都不管。”刘金国曾这样明确表示，不会暗地关照家人。他母亲现在仍住旧屋，兄弟姐妹以务农为生。曾有村民抱怨，刘金国这么大的官，村子从未沾到光。对此，刘母回应，人要走正道，不走正道就不中。(10月28日《法制晚报》)

　　按民众的说法，刘金国像清官，和黑面包公、铁面海瑞一样，能够在官场出淤泥而不染，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和“老虎”、“苍蝇”斗争。正是看中了他的清白，民众寄托了反腐希望，期盼能实现河清海晏。

　　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我国有清官情结，海瑞罢官，七品芝麻官，包公铡陈世美，清官斗倒贪官的曲艺节目是民间最喜闻乐见的。清官值得钦佩，他们都很自律，在污浊的官场里能够慎独，需要高于常人的见识水平和道德自觉。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比法律规定的标准还要高很多，才能拒绝诱惑，不为利益所动。甚至，他们失去了人世间的烟火气，严肃得就像木雕铁铸的偶像，拒人于千里之外。

　　但仔细想起来，包公、海瑞等清官赫赫声名，但数量却不多，只有寥寥几位。大部分人做官就像是做生意，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甚至赤裸宣称千里做官为的吃穿。一个让人悲凉的现实是，清官并没有彻底斗倒贪官，一是因为旧有制度千疮百孔，清官难有更大作为，二是皇帝还需要贪官帮忙，否则天下无人治理了，三是贪官结成了利益同盟，成为一损俱损的权贵。于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也就成了历史周期律，民众总是先看到希望，接着又体会幻灭之痛。

　　传统的清官们，反腐力有未逮，在于只有人治，缺少现代法治。这就导致清官只能改变自己，而没办法改变同僚和社会。如今，刘金国承受的压力远超古代清官，因为民众对他有着更高的要求，不要人治，只要法治。民众之所以信任他，除了此前清廉名声，还在于他已经变相进行财产公示了。譬如，媒体事无巨细的报道，对他家人的调查采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知情权。而且，如果他能主动公示财产，立即就能带来制度破局，其他人也会群起效仿，这是民众最乐见的。

　　民众心里明白，实行现代法治，就得恶猜公权。这意味着，在制定法律时，得把官员当成贪官和潜在的贪官，才能想方设法把他们关到笼子里。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依法治国先得依法治权，依法治权先得依法治官，官员必须达到法律要求。因为社会治理错综复杂，必须划定明细的界限，只要有官员突破红线，就能轻易被他人发现，社会秩序才能健康运转。民众希望刘金国反腐倡廉，更希望借此抬高依法治权的底线，法律前进一步，权力后退一步，让其他官员遵守更高的要求。

　　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良好的制度，能让喝了盗泉之水的人，也得向法律低下头颅，否则就会作为贪官被揪出来。直白一点，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治理体系，最低限度能让贪官难贪，最高限度能孕育更多的刘金国。刘金国更像是法律的先锋官，他在前面与贪官污吏的战斗，可以让法律有时间完善对权力的包围圈。用“六亲不认”的宣传，将刘金国等同于带有人治色彩的清官，显然会消弭法治反腐的价值。而且，能够忠孝两全，既母慈子孝，又依法报国，才是正常的选择。

　　
文/赵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