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进养老院是养老需求多元的实例

　　今年7月，一则“北大著名教授住养老院”的消息曾引发舆论热议，不少人为这位教授的老年生活将在养老院度过而感叹，同为北大教授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也在微博中表示“未免有些失落和感慨”。三个月过去了，媒体对教授进行了采访，原来教授卖掉北京住宅搬进养老社区，是为了摆脱琐事困扰进而专心写作。

　　“这里都是生活管家，很方便，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他们随叫随到，比如要换个电灯泡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在这里，不用再为生活琐事操心了。”“走廊之间很宽敞，我经常坐在那里，喝着茶、看着报纸，很怡然。”“一般每天会写3000字，有时因为有访客，会延误计划，但就算这样，平均每天也能写2000字”，“养老社区能够让我安静地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最愉快的事情，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安度晚年”……读过类似的自述，谁会不承认其中反映的正是一个文化老人的幸福晚年？

　　然而在不少人的意识深处，似乎还很难把“幸福晚年”与“养老院”联结起来，否则也就不会有三个月前的舆论哗然了。

　　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伦理深厚的国度，自然也不奇怪。即便是在本次披露教授晚年生活的报道里，记者也要特别强调教授夫妇“没有子女”，好像教授夫妇若有子女，他们的选择就多少有点不正常似的。其实有无子女和是否要进养老院分属不同的问题，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在老龄化社会已然来临的现实下，社会化养老将成为传统居家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这一点显然已是大势所趋。

　　“只为专心写作，并非晚景凄凉”，而且养老院里的生活怡然自得，相信这样一个消息会让所有关心教授的人们为之快慰。但是正如教授自己所说，进养老院“只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老两口的决定，不能代表其他人”，实际上教授的决定的确很难成为中国大多数老人的选择，对中国的大多数老人来说，即使具备与教授一样的意愿，也恐怕很难获得相同的晚景。

　　从报道中可知，教授入住的是一个高品质养老社区，“从房间的门把手、走廊的宽度，大花园里座椅的设置都有讲究”。而教授为这种高品质的养老服务支付的成本是每月两万多元。成本如此之高，多少老人多少家庭能负担得起？

　　人人皆称养老是朝阳产业，对中国来说这当然更是不言而喻。但在中国养老市场庞大这一判断之外，还需要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养老市场的需求十分多元。需要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群体中，不乏北大教授，也可能会有低收入人群。

　　在保障底线的基础上，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一方面需要政府投资建立部分公益性的养老机构，另一方面则只有寄望于社会资本的投入。只有供给的多元化才能满足需求的多元化，养老市场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