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

　　重新振起“赶考”精神是我们对党95岁生日的极好纪念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5年了。我们热烈庆祝党的生日！联系今天我们党正面临新的历史性重大考验，再回头来看党这95年艰辛的战斗历程，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不就是一部不断经受重大考验，或者说不断“赶考”的历史吗？

　　大家熟知，用“赶考”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党所面临考验的第一人，是毛泽东同志。那是1949年3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称北平)的时候。他以警省语气，深情感慨地说有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李自成，“进了北平就变了”，精神懈怠，贪图享受；另一种是我们共产党，“决不当李自成”，我们要“进京赶考去”！毛泽东同志的警语，已经成为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经受重大考验叫做“赶考”的由来。

　　再说到党的十八大后不久，新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到西柏坡调研。他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这样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请看，这又是何等清醒自觉、语重心长啊！

　　从“进京赶考”到“‘赶考’远未结束”，再加上回溯党95年的战斗历程，可以悟出一个大道理：我们党从来就是不断“赶考”的。不是说考一次，考了个优等，以后就笃定优等了。没有那回事！还得接着考！

　　今天重温我们党的“赶考”历史，重新振起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又大无畏的“赶考”精神，就是我们对党95岁生日的极好纪念。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踏上了“赶考”路，在人民大革命中考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考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考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挨打，民族陷入灾难深渊，社会长久处在大动乱中。封建主义那一套不行了，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如君主立宪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也试过，都失败了。直到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中国人的长期“赶考”中考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披荆斩棘，力挽狂澜，为中华民族之振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考”。

　　第一次大考，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打开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反帝反封建，是我们党的二大明确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是怎么反？尤其是蒋介石反水之后，怎么反？是继续在城市，还是转入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有自觉，甚至身子已在农村的红军指战员中还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当时的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后提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和“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国家。这种立足中国国情又掌握天下大势的清醒认识，才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农村包围城市”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就形成了。

　　第二次大考，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又顶住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红军长征刚到陕北落脚，一大堆考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要不要同手中还拿着屠刀的国民党第二次握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皖南事变后，跟蒋介石打不打？如果打，抗日怎么办？面对这样复杂的形势，我们党提出了“两重性”的重大战略理念：“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两重性”还体现在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由此，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理念，也成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第三次大考，历时3年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重庆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而就我们党来说，一方面，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由于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有所缓和，苏联也施压要我们同蒋介石妥协。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两个选择——妥协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作出了历史性判断：“(美苏之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就是这样，在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决策，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第四次大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面对这样的考验，党中央的决策是，把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同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结合起来。我们党制定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打好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总之，从1921年到1949年再到1956年这35年，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上井冈山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从抗日战争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总共四次大考。要问中国共产党考出了什么？考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考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考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归根到底，考出了一个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赶上时代”为使命踏上新的“赶考”路，考出了真正活跃起来的中国，考出了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考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赶上时代”为使命开始了新的“赶考”。

　　从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到党的十八大，这34年“赶考”路，事非经过不知难。

　　第一次大考，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启动思想大解放。面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内乱及其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和思想的恶果，如何根本扭转社会沉闷停滞的局面，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僵化思想，阻力重重。但是，邓小平同志果敢地打开了思想大解放这个“总开关”，并把解放思想聚焦到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落到解放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上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把全社会潜在的巨大生机和活力解放了出来。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大考，是应对国内外政治风波挑战。拨乱反正和开始全面改革后，一方面，我们党确立了新时期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基本路线，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加上复杂国际因素，爆发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尤其是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这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在这个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到南方多地视察，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南方谈话”，廓清了思想混乱，坚定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随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出版，全党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随之而来的，就是改革开放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三次大考，是成功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果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对我国经济的一次大考验。党中央正确决策，沉着应对，使中国成功渡过这场危机，避免了遭受“亚洲四小龙”所经受的那种重挫。紧接着，面对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实质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党中央又一次作出正确决策，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趋利避害。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被经济全球化冲垮，反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随之而来的，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10年，GDP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又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党继续经受住考验，同时更加自觉地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前这34年，中国共产党以“赶上时代”为使命踏上新的“赶考”路，考出了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的中国，考出了邓小平同志开启并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考出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赶考”

　　党的十八大明确宣布，我们的任务依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机遇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啃硬骨头”的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度之大是罕见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化态势与网络化相互推动的复杂局面前所未有，党的建设也到了迫切需要全面从严治党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面临新的多方面历史性考验。现在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赶考’远未结束”的重大警示，意义何等重大！

　　面对“赶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制定了一整套攻坚克难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图。短短3年多来，党中央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把教育与惩治结合起来，大刀阔斧全面从严治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的行动纲领，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和引领的“十三五”规划。总而言之，开局好，难度大，有大希望。

　　我体会，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对应，有四个“双重使命”。

　　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赶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革命的时代潮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复制传统工业化的“钢铁文明”“机械文明”，更不应重复那种任由资本、技术排挤劳动和破坏环境的道路；而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信息化为翅膀，以绿色发展为新目标，实现13亿多中国人的国家、社会和生活的现代化。

　　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激发社会活力和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上又可能发生不一致和矛盾；在长远发展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阶段又可能发生不一致和矛盾。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当前统筹兼顾、着眼长远而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妥善处理这一复杂问题。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党的领导力量的具体体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这个关系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四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从严治吏，解决一些干部“乱作为”甚至胡作非为的问题，又要激发广大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担当精神，克服干部“不作为”“能力不足”等新问题。从严治党要解决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存在的消极腐败问题，更要调动这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提高干部的制度执行力。党的干部工作能否经受住面临的新考验，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

　　同国内大局相联系，国际大局也包含着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又一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又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包括建设强大的国防)，走出一条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和平崛起之路。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个别大国的行为特征。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并存，而前者处于新生态势，后者盘根错节。对此，无外乎三种作为：一是固守冷战思维，搞各种形式的冷战；二是世界大战虽打不起来，却搞局部热战；三是走新路，管控好分歧，培育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构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各种形式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我们一反对、二不怕。我们主张第三种作为。

　　总之，定下心来，韧性战斗，确保中央已定政策不走样、不变形，确保中央的政策落地生根，我们新的历史性“赶考”之路一定能越走越宽广。

　　“赶考”归根到底考的是党，考出了“两个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而赶上“新的群众的时代”则是党所面对的最新考题

　　95年“赶考”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一个50余人的小党，历经千难万险、牺牲奋斗，到今天成为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同时又矢志不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搞革命、独立自主搞建设、独立自主搞改革，在当前和今后很长历史时期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的党，举世无双！

　　95年“赶考”路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赶考”，归根到底考的是党。而党之所以能够奋斗95年，并且还要继续奋斗下去，当然不是由于党一贯正确、没有错误，而是由于党能够为人民完善自己、修正错误，拥有极其重视自身建设、勇敢纠正自身错误的高度自觉。这就是为什么党在各种各样严峻考验面前能够经受风险、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

　　请再回头看一看我们党95年是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吧。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从“三讲”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从“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主心骨和领路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党能够自己起来修正错误，是一个方面；而党能够面向未来，保持对时代的清醒理解和把握，是另一方面。“赶考”，说到底就是“赶上时代”。事情就是这样：95年来，正是世界大变动、中国大变动的历史要求，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赶考”并“倒逼”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而中国共产党“赶考”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又反过来持续启动和引导了中国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大变动，持续启动和引导了中国“赶上时代”。“赶上”本身，就包含要“超越”、要“引领”。

　　“赶上时代”有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两个方面。就国际大局来说，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只补充强调一点：在清醒把握时代主题和国际关系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深入观察、精心把握当代世界各个领域各个侧面呈现的新特点及其发展势头。比如说：新的社会生产力大飞跃的历史特点，新的科技、教育、文化大发展的历史特点，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防体制)优劣相较量的历史特点，国际深度合作与激烈竞争并存的历史特点，和平发展与危险冲突(冷战、热战危险)交织的历史特点，如此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新特点，我们现在也许还不能见其全貌，但是它们的演化和趋势正在展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再就国内大局来说，千头万绪，要求我们更加认真注意。这里只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新的群众，是新的群众的时代。人民群众是我们的“上帝”，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说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还说，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在建党95周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当中一个最大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变化是，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新的时代的群众，而这样的“新的群众”已经成为我们的劳动大军、科技大军、教育大军、文化大军、国防大军还有创业大军，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新生力量。新的时代的群众不仅朝气蓬勃、创新精神更足，而且自我意识强。肯定无疑的是，他们将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党下功夫学会善于联系和依靠“新的群众”。这可是一个极关紧要的最新大考！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党历史上曾经凝聚了亿万人民群众人心的有名的群众路线，今天应当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且应当得到更大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号召我们：“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时代的“伟大斗争”已经来临！新的时代的“赶考”已经来临！此时此刻，更需要我们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

　　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重新振起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又大无畏的“赶考”精神，就是我们对党的95岁生日的极好纪念！

　　(郑必坚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