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鲁迅也是一种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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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与鲁迅同时代”被理解得过多，“同时代的鲁迅”又被研究得太少。

　　 绍兴人“新谱系”

　　鲁迅在1930年给章廷谦的一封信中写道：“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斗起兴致的鲁迅着实火力难挡，而且就信中来看，也颇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这般“好勇斗狠”是难以理解的。前几天和一个老绍兴人聊天，他的结论是绍兴人胆小、怕事，两只船在水面上撞上了，一句话不说，各自撑着竹篙离开，待已经够不着人了，相互才开始骂，且隔得愈远，骂得越狠越响亮。今天在另一绍兴老人那里，又得了所谓历史文化上的验证：绍兴出师爷，何故？人聪明，但怕担责任，于是更愿意选择站着不腰疼地说说话。

　　当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绍兴人，除了鲁迅，还有徐渭——一个曾用巨锥刺耳，以椎碎肾囊的人。他们构成了绍兴人里伶仃的“新谱系”。然而有趣的是，在绍兴的地方性纪念碑里，正是他们，如同浮在这座江南小城上空的两张怪异的面孔，冒犯着更悠久的温文尔雅和谦逊有礼。

　　 为什么好斗？

　　林贤治先生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关于鲁迅的斗争提了一个有益的问题：鲁迅的存在，其价值是否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如果说，鲁迅前期尚有少许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光，但越到后来，就越苦涩，越发觉难以转寰，到最后几近成了文坛公敌。

　　当时，几乎民国一整代精英知识分子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有执着于传统文化的，有参照日本的，也有参照英美和俄罗斯的。而鲁迅之所以觉得难以转寰，就是因为亲眼看着这些可能路径的失败，他的不认同是广泛的，毋宁说他是在反对中不断调整着自己。

　　其中，典型的有胡适。胡适参照欧美，提出宪法和人权，算是求制度出路，但也被鲁迅斥之为“好政府主义”，是依附着政府的“想做权势者”。鲁迅认为欧美之强，既不是物质主义，也不是宪政主义，而是在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个人。事实上，一味追求完好的个人而怀疑制度，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或许也是鲁迅政治观念中颇可商榷的地方，因为制度与人的培养之间的关系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复杂。

　　而难以转圜之余，鲁迅之觉得苦涩，则是源于自己选定的出路也接近无着。须知，鲁迅当时遍眼所见，人是奴隶，制度是吃人，中国一直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周而复始。胡适照搬欧美的一套制度，更多是在学理上讨论“人应当如何治理和生活”，而忽视了“人实际如何治理和生活”。因此，在鲁迅看来，出路唯在立人。

　　“立人”是鲁迅最热情的，也是最受挫的事业，一辈子斗争下来，几乎看不到希望，又不得不更用力地斗下去，这便是苦处。然而希望之所以不断绝，乃在于排除法的不穷尽，然而排除法的负面累积依然会是巨大的内伤。换言之，鲁迅选的恰恰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而且因为过于艰难，所以看起来就像只剩下了反抗本身。

　　初到上海时，钱杏邨批评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眼光仅及于黑暗”，这两点倒确是鲁迅特质，鲁迅所有的斗争都是在警惕那些可能把时代拖回老路子去的人、观念和手段。而这恰恰也是鲁迅斗争极为有效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文化的旧基因在知识分子中浸淫得太深了，稍一松懈，就会不自然露出破绽来。

　　 鲁迅研究的时代对表

　　鲁迅从当时的各种被孤立，到死后成为神坛，确如林贤治所说是“生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甚至鲁迅的好斗也因此成了巨大的标识——尽管更多地是出于误解。大批的鲁迅研究者，也包括本书作者林贤治，都惯于争做鲁迅的好学生。但相较于那些不断将鲁迅形而上学化和提纯化的研究(这其中的陈词滥调也组成了某种浩瀚的“南腔北调”集)，《鲁迅的最后十年》至少是做到了把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去理解。这是有益的，鲁迅的最大价值也正在于他是一个同时代的作者：“坚守对自身时代的凝视”。

　　在“与鲁迅同时代”和“同时代的鲁迅”之间，存在一种有关鲁迅的今人对表法。近些年，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盛行的民国“审美”和类徐志摩、林徽因式的民国“浪漫”。这些小清新、小美好，一俟放到鲁迅，尤其是鲁迅杂文面前，很快就会被荡涤一空。在当下中国，鲁迅作为一种反拨和一种祛魅，也总是显得有效。但鲁迅的有效和简单回到鲁迅是不等同的。在鲁迅之后，“中国空间”已经发生了更广阔、复杂和深刻的变化，如果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仍直接用鲁迅来理解当下，无疑是一种新惰性，它的意义不在于说出了什么，更在于遮蔽了什么。

　　事实上，“与鲁迅同时代”被理解得过多，“同时代的鲁迅”又被研究得太少。单就文学层面来说。一直以来，国内研究者对鲁迅鲜明的文学身份一直没有很好地厘清。即使在鲁迅专事杂文写作的时期(最后十年)，他仍创作了别出心裁的《故事新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仅有的对中国远古神谱的一次大面积回应，它原本值得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