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海两岸同时不受待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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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我零星看过一些，如《红色沙漠》、《放大》等，此前一直想看《中国》而不得。2007年9月8日搞到安东尼奥尼所有作品——全部十九张碟，晚上与内人、小女边看《中国》边聊天。十一岁的女儿对文革与许多灾难，并非一无所知。她听到处都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人们的表情呆滞、僵硬、胆小——摄像机照到脱了上身的拉车人，拉车人都赶紧穿上衣服，以“维护中国的形象”——遇到镜头即随即掉转头，穿同样的衣服，佩戴毛的像章，到处是关于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接连说出口的就是“恐怖，太恐怖了”。谁说年轻一代不理解文革？如果将这些颇有视觉效果的东西，留存下来让后一代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准备，只要一看就明白。其实安东尼奥尼这片子拍得不如想像的好，平常到甚至有点闷，但我很高兴小女有耐心跟我们看完，尽管此片长达近四小时。

　　(安东尼奥尼1972年纪录片作品《中国》)

　　安东尼奥尼《中国》拍摄了北京(含万里长城)、河南林县、苏州、上海四个地方，原先有文章介绍包括西安，显然介绍者自己也没看到过这部片子。安东尼奥尼这片子对中国彼时的现实并不夸张，如实照录，没有多少贬损。如说到上海最大的精炼厂不过是一堆废铁建成的，都只是在陈述事实。安氏在解说词中偶有讽刺，亦有镜头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如有次背景音乐是京剧样板戏，镜头一切换便是一头猪一骨碌爬起来，一个激灵，好像听懂了什么似的，令人发笑，其实我们与猪有何差别？最后片尾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的一角，我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全体，我们愿意用中国谚语来结束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纪录片《中国》里的苏州)

　　不过，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偶有的使当政者看不惯的东西，虽然温和，但暗示了他对中国政府一些做法的不认同，结果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抨击，哪怕安彼时还是意共党员。这样的大批判文章结集，就我所见有《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北京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中国不容诬蔑——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体育出版社)、《文艺批判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反华影片〈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日报社论英文版、俄文版，外文出版社)等。是否有意文版的“人民日报社论”，我倒是没有看到过，但对于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这完全是小菜一碟。要把安氏批倒批臭，没有意文版，那怎么能挽救意大利人民的“三观”呢？

　　以上这些大批判文章，对于我来讲，既不陌生，也不感到意外。要是他们不这样做，才让我感到惊讶，为什么呢？比如“中国人民不可侮”这样的标题，不仅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常见，就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出的抗议集子也叫做《中国人民不可侮》。但得知科学家杨振宁对安东尼奥尼《中国》一片的告发——对于此点，学者郝建兄已有《杨振宁为何状告安东尼奥尼》专文阐发，大家可自行搜看——还是让我长了“姿势”。当然我也不会大吃一惊，我曾读过杨振宁文革后期与一批学者被官方挑选回国，替官方做美容术后，所结集而出的“观感集”和《杨振宁谈中国》(均由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再观诸1990年代以至如今，杨振宁对中国大陆教育及诸多现实的赞美，你也就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其来有自”这个成语的内涵。

　　(纪录片《中国》，1972)

　　因为我非常重视大陆在改革开放前与台湾解严以前，在同一件事情上所出现的镜像式反应——大陆说“我们要一定解放台湾”，台湾就说“我们一定要反攻并光复大陆”——故一直留意台湾那边对奥东尼奥尼《中国》一片的观感。前不久到台旅游，幸运地购得一册杜育春著的《中国之趋向》(地平线出版社1975年3月版)，其中就有写于1975年1月6日的《我对“中国纪录片”的建议》一文(见是书pp.107-110)。作者说自己工作忙，平时根本不看电视，“唯目前见报端刊登国内三家电视台，将联映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纪录片’的消息后，即摒却一切俗务，于该影片播映时刻，准时躬临电视机前，正襟危坐，聚睛凝观，作为电视台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作者说放映此片宣传的目的已达到，“不仅能粉碎海外‘统一回归’的迷梦，同时，更加深了我们必须尽快地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信念和决心”。不过，作者也认为此片放映时的一些细节，值得重视，于是他提出三点建议投书《中央日报》，期望得到改进。

　　杜育春认为片名叫“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容易引起歧义，应该加上“纪录片”三字才更为妥适。如不加上“纪录片”三字，“易使人(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误解‘中国’仍为列强或列弱之‘次殖民地’或共产国际之‘附庸’(因安东尼奥尼乃意大利共产党党员)。甚或听过不少本省同胞说：此不过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而已，与我何干！我坚决主张：‘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不可以名义，任意假人”。对照大陆的大批判文章，当然要显得雅致一些，但双方的思维实质却大致相同。杜育春觉得自己如此高涨的爱国主义还不过瘾，他还要来个幽默，若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片名可以的话，那么我杜子(他的绰号)将来独资拍摄一部“杜鲁门传记影片”，名之曰“Tutze’s Truman(Possessive Case)”到美国各电视台放映，不知美国人着何感想。幸亏杜子没去玩这个“危险的游戏”，不然会赔个精光，因为他低估了美国人的恶搞精神。

　　第二条建议亦具颇喜剧效果。他认为台湾电视台放映此片时的片头插白，非常地“政治不正确”。他说插白员“仪态简慢，声调冷酷，语言乏味，内容乖谬”，且批评说用台湾的繁荣来衬托大陆的落后，一点也不垂念大陆苦难的同胞，难道我们还不如那些“夷狄”关心大陆同胞么？且说刻意渲染台湾好过大陆，容易滋生“此间乐不思蜀”的殆堕心理，不利于政府的政治革新与光复大陆的政策。如此批评，前半部分类同于大陆的上纲上线，后半部分却让国民党也尝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不过逻辑漏洞之多，见识不高，也的确令人喷饭。但格于彼时情势，他有这样的识见也未可过于苛求。

　　杜育春上书《中央日报》的最后一条意见是，不应该插播广告，即使要插播广告也要公开声明，此为“广告时间”。如不这样办的话，因这插播的广告系汽车表演与美女招展，容易造成是此“纪录片”一部分的错觉，完整的意念遭致割裂，反而降低了宣传效果。他再举自己意念中要拍的“杜子的杜鲁门”为例，设若“影片在美国电视台联映时，突然出现了方欣‘小姐’袒胸、抛衣、飞跃之广告镜头(棒球转播时所见至今犹难忘怀)，岂不使美国国民误以为‘吾家窕女’乃现今正在美国流行之‘裸体飞奔’之先驱乎”！这个“杜子”也真是好玩，以低估美国民众的见识为乐趣。但无论如何比大陆那些作者奉令写作出来的东西，娱乐程度还是高得多。至少以他在台湾的写作自由度，还是开得起玩笑的。

　　如果有一天哪位研究电影传播史的人，仔细翻阅彼时大陆及台湾的杂志、报纸、书籍，观看彼时的电视影像，写一本《纪录片〈中国〉在台海两岸的传播过程》，做拉斯韦尔意义上的对宣传及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做得到位的话，以此拿个堂堂正正的博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972年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

　　【注】原标题：1974年安东尼奥尼在台海两岸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