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都伊春吃百家饭的日子
小兴安岭千里林海
东北人好，林都伊春人尤其好。
东北人好，好在他们继承了这块黑土地上原住民族游牧、渔猎生活养成的勇敢、豪放性格，又接受了关里汉文化的洗礼和滋养。
林都人尤其好，好在林都开发时，不仅调入了大批东北干部和工人，且有以中原籍官兵为主的林业三师整建制转业，还有大批山东移民的到来。三者融合，形成了林都人热情、豪爽、仗义、刚强和朴实的性格。
上世纪60年代，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林都伊春。十几年里，始终住单身宿舍，吃集体食堂，因此也就特别受到同志们的关爱。每到周末、节日，大家觉得我一个人呆在宿舍太冷清，总要邀我到家款待一番。虽然不过是寻常饭菜，但是其热情、真挚，令人十分感动，使我消除了单身的寂寞，感受到林都人的豪爽、好客。
美丽汤旺河
第一次邀我到家做客的是东风林业局（今汤旺河林业局）子弟学校党支部张书记。那一年东风局在采伐方式、生产组织、木材运输等方面都有重要改革，出了个“东风经验”，全国开现场会，轰轰烈烈。但它是个新企业，各方面人才不足，林业部系统就特意多给分配了一些大中专毕业生。一个子弟校就来了十几名。大家初来乍到，人生地疏，尤其从关内来的，出发时穿着短袖衫，到这里却要穿毛衣毛裤，颇不适应。张书记就在一个周日，邀我和几个新来的大学生，帮他家起土豆。他原籍山东好汉之乡，青年时当兵，当过舰艇电台台长，后来到林区，颇理解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心理。这里职工家属院子里一般都要种些土豆、豆角，张书记家院子里种的那点土豆本用不着我们帮忙，不过借此邀我们吃饭而已。饭，平常菜蔬，但几个人脱鞋上炕，围着炕桌的家庭氛围，很令人感到温暖。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大体就是张书记兄长似对我们这些小青年表示安慰，要大家有什么困难一定依靠组织，及时说，不要不好意思等等。
这平平常常的一顿饭，确实使我觉得自己不再举目无亲，而有了“家”。1967年冬，妻子来此探亲，途中还认识了一位同来探亲的山东妇女。她们下火车时天色已晚，而那妇女的老公是工程处的工人，正在几十公里外的山上修路，当晚已不可能下山来接。我想都没想地把她俩都领到老张家。老张两口子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意思，还问寒问暖，热汤热水，之后就让那妇女住下，他往山上打了电话，第二天工程处的那位工人才把妻子接走。
东北冬长夏短，秋天要储备一个长冬的蔬菜，尤其要用几百斤白菜腌制成酸菜。林业局近万职工，几万家属，主要靠从山外调运大批蔬菜，也尝试开荒种菜。1965年秋，到储存冬菜的时候，局里指定学校到岭北经营所运白菜。“岭北”即小兴安岭北坡，因为那里一处山谷悬崖壁立，俗称“大砬子”，距林业局机关32公里，建有一经营所，负责营林，并在河滩、坡地开荒种菜。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乘车翻过分水岭，来到经营所的白菜地。不料划分给学校的那一片白菜多未包心，东北籍的几个老师都懂行，说这种白菜根本不能用。没办法，他们就乘车返回，跟局里交涉，我留下等待消息。
不久，太阳落山，夜色降临，寒气袭人，经营所的工人都已收工，公路上也少有车辆往来，整个山谷寂静下来。我正无奈，一个看菜地的老工人过来说：他们今天回不来了，跟我回家吧。
他的“家”就是由经营所两间办公室改的。进了他家，他招呼一声“来客了”，不一会儿，一个健壮的中年妇女，就摆上炕桌，白菜心萝卜丝之类的凉拌菜，炖土豆之类的热菜就端上了桌。老师傅的父亲已经90多岁，身体还好，而且能喝两杯酒。我们三个就围炕桌盘腿坐下，一杯热酒下肚，在菜地所感寒意顿消。我俩边吃边聊，我才知道他姓林，56岁，东北人，一直辗转在林区，现在老了，砍伐、抬运都干不动了，林业局就把他分流到经营所。生活稳定了，他就把老父亲从山外农村接了过来。同时林师傅也从山外找了个老伴，46岁，带一个儿子，可惜患侏儒症。我们酒过三五杯后，那女同志和儿子也过来吃饭、相见，患侏儒症的儿子已经十五六岁，一米多高，不过智力还正常。林师傅对我说，我一看你这人五官端正，面目善良，就知道你正直厚道，比着一道来的那些个老师都有前途。我说当老师么，大家都是一样的。倒是您老这时安家，一辈子有了个结果，她们娘俩也有了依靠。酒后都累了，也就睡下。第二天一早，他送我到公路拦车返回。
没想到，1968年5月我再次来到岭北。林业局将岭北经营所改为知青农场，取名“抗大公社”，派我做负责人，子弟中学的两届毕业生都来这里垦荒种地。时隔三年，房舍依旧，而不见林师傅身影。我向经营所留下的老工人包师傅问及，他很有兴致地说，这里改成知青点，老林头他们都分到40农场了。老林头运气好，老伴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老包头说着不免流露出一丝欣羡之情。我说，包大爷，你身体这么棒，也想法从山外找个老伴，还来得及。老包头这年58岁，高大健壮，是我带领知青种地的首席顾问，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成家的。可惜，在伊春林区像这样的“老跑腿子”并不少见，而山外农村待嫁的孀妇毕竟有限，林师傅确是少数的幸运者。
在“抗大公社”和知青们（也是自己的学生）夏天种地，冬天砍树，干得有劲，吃得有味，睡得香甜，也未感到寂寞，加上自己大小算个领导，即使有的职工真诚相邀，也都一律谢绝。期间，只到林业局营林处驻岭北的林政员小冯家，吃了一次饭。起因是我们在开垦一片约有百亩的河滩地时，先行烧荒，其中有一丛野生落叶松树苗，也就累及。小冯向上汇报后，营林处来人察看了一下，认为不属于林地，也就没做处理。此事圆满结束，小冯也就和我相熟。不久，他巡山时采了一个大猴头，特邀我开开眼界。到他家一看，这猴头果然难得，像小脸盆那么大，颜色鲜活，没有一点腐烂，没有虫咬。小冯的妻子用一点鲜肉做汤，把猴头撕碎放入汤内，做成了一锅香喷喷的肉炖猴头，我们美美享用了一次真正的“山珍”。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不过，这里说的“小冯”并不小，当时已有三十五六岁了。
今日汤旺河区一条街
一年后，我被调回林业局政治部，而且负责组织。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凡是干部、党员，以及要求入党的，一律不到其家做客。期间只有两人经常邀我到家，我不能拒绝：工人李师傅和中学同事王老师。
李师傅是局房产处工人，原籍山东，３０多岁，高大壮实。1968年我接母亲来此短住，局里给了我一棟筒子楼一楼的一个房间。母亲来不到一个月，我却被派到“抗大公社”，撇下她一个人居住，免不了引起邻居们对老太太的同情。李师傅两口子都是山东人，与我母亲乡音接近，拉起家常颇说得来。好像他妻子曾向我母亲说过，初到东风局，见这里很荒凉，闹着要回老家。李师傅怕她真跑了，就用绳绑住她。我母亲走后，我住到机关单身宿舍，老李也在机关附近建了家属房，近在咫尺，每到周末，常让我到家，简单的菜蔬白酒，畅饮一番。他只求当好工人，不求入党提干，我们兄弟相称，纯粹是意气相投。他妻子小巧的个子，两个儿子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吃饭时他每每说：“兄弟，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容易，有啥难事，一定到家来。”我也侧面劝他：“嫂子跟你几千里到林区，给你生了这么好两个小子，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你可不能再喝几杯酒就耍酒疯了。”他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笑。
王老师是个很好的数学教师。我当时傻傻地认为，培养学生出人才主要靠好教师，把好教师提拔当官，那是因小失大。虽然我和老王无话不谈，但他从没有流露过要当官的意思。所以我到他家吃饭，也就没有包袱。这时他还弄了一些榆木板，想请木匠做箱子，木匠嫌木板质量不好，不愿给做，而我“靠边站”时，曾跟木工干了几个月，正可趁此试试手艺，就答应给老王把箱子做成。于是几个周末，我俩就锯、刨、拼、粘、鑿、漆一番，之后喝上两杯。不久一对东北标准木箱真地做成了，榆木面的花纹虽然没有黄菠萝、水曲柳漂亮，但是比别的硬杂木花纹还是好看得多。这对木箱老王家一直没丢。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愚蠢！我调到地委后，东风林业局事业发展，学校扩大，一些骨干教师多当上了校长、副校长等等，王老师也当了中学的头头。再后来，我调回母校，更看到“教而优则仕”“研而优则仕”成了大学的普遍现象，据说只有当了官，才可利用更多“资源”，才易当上“专家”之类。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只想让老王教好课，真是让他吃亏了！
1972年初，我被调到地委宣传部，不再“管人”，自定的“规矩”自然打破，在离开东风局之前，同事、朋友的送别家宴赴了不少，其深情厚谊感人至深。像我在“抗大公社”时的会计刘文同志，年龄约大我十岁，是原商业科的老会计，业务精熟。那时我们都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现在他也调了回来，就请我吃了一顿特别的“猪尾巴”宴，由此我才知道猪尾巴是“活肉”，加工好了，是一种特殊的美味。
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石林
我还特意到山上四林场向老夏同志告别。老夏是老林业工人出身，已经50多岁，精通木材生产，能吃苦，身先士卒，为人实在，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已经当了多年的副场长，就是当不了一把手——他不识字，上级精神也就无法全面传达贯彻。当然，他自己并不在乎职务高低。我们接触过几次，知识分子的我和大老粗的他，倒是气味相投。我到林场那天是周日，全场休息，他从西汤河里弄了不少小鱼，叫他老婆炸了炸，我们两个就盘腿坐在炕上，放松地喝酒聊天。我说，老夏，我认你是全局第一的好干部，从来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老林业工人的作风，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老夏也说，局里这么多大学生，我就看你最实在。那天，我们俩竟然从上午一直喝到下午5时才休息，都觉得很痛快。
山环水绕林木掩映的伊春市
地委宣传部二三十人，加上省报记者站，只有我和记者高文两人住单身宿舍，当然地又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照。
有天一早，高文就到宿舍喊我，说是治纲副部长让我们去吃鸡。到他家才知道，他所住的楼房跟筒子楼差不多，大概是由原来的两个单间隔成两个卧室、厨房和小客厅，楼梯处弄了个鸡笼。由于空气流通不畅，七只鸡出现了病兆，他也就趁早全部杀掉，炖了一大锅，肉白白嫩嫩，我们与他们夫妻、两个儿子，每人端一大碗，享受了一番。
治纲同志是地委老资格的笔杆子，不善言谈而颇有内秀。我虽然是中文科班，但几年间并未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对其套路并不熟悉。跟着治纲同志写了几篇文章，才算摸着点门径。
最令人难忘的是到盛先同志家里吃饭。盛先同志是回族，做统战科长多年，大我十七八岁，待人诚恳厚道。机关分家属房照顾他，给他一楼，便于在小院里搭个小羊圈。回族同志一般是不请汉族人到家吃饭的，盛先是老统战，邀我到家，与他的老人、孩子都见了面，之后就我们两人单独对饮。菜肴丰盛——羊肉、羊肚、羊肠、羊眼、羊腰、羊汤……样样加工精细，味道鲜美。从此我才知道，我们汉族所谓羊肉膻，是不会加工所致。后来盛先同志调某厂任副厂长，地区政协成立时又任秘书长。
冬天的黑龙江
1973年末，我被派往黑龙江畔的嘉荫县当“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 “工作队”到嘉荫县后，分别下到县直单位和公社。带队的地委常委、刘副市长，当时与地委主要领导人意见也颇不合，就将我留在总队办公室，跟着他到各处去巡视。刘副市长50多岁，据说解放前是农村赶大车的，人称“刘老板子”。我随他走了几个公社，发现这位不识多少字的“刘老板子”实在不简单：下边汇报时，他不作记录，汇报完了，他却能一二三四地提出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意见。他很少谈“割资本主义尾巴”，总是强调农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他的智慧和能力使我十分佩服。“四人帮”垮台后，他被任命为地委副书记，一直是我敬佩的领导。
在巡视中都是在公社吃住，但到常家公社，被安排住在一户农民家，受到一顿蜂蜜茶的招待。他家男主人白种人长像，却说一口山东话。女主人高高个子，说东北话。炕上坐定后，女主人给每人端来一大茶缸子热腾腾的蜂蜜水。她说，蜂蜜水能治百病。他丈夫的母亲是从苏联逃过江的白俄，在黑龙江那边还有一些亲戚。父亲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后来有人告诉他们可以养蜂，每当喝水就放一羹匙蜂蜜。坚持了几年，什么病都好了。的确，蜂蜜水又热又甜，解渴又解乏，我们边喝边唠，大家像一家人似亲密无间。
今日嘉荫一角
然而，这样的巡视，也并非美差。那时嘉荫县虽只有二三万人，但沿黑龙江国境线就有500里。冬天西伯利亚寒风像东北虎一样越江扑来，能冷到零下50度。我随刘副市长乘吉普车顺江心冰道开行，寒风从车门缝隙里直往身体里钻。反复感冒后，渐觉身体不适，食欲减退，胃部时痛。我自己倒没有太在意，但有次路过东风局时，成良同志见我十分消瘦，就坚决把我留下，不仅招待我一顿，第二天还亲自安排林业局医院放射科蔡医生给我检查，查出我患了肺结核。
成良同志约大我15岁，1965年已是林业局党委干部部副部长，对全局干部情况十分熟悉，为人忠诚可靠，坚持原则，一尘不染。我们在组织部门做搭档时，我一直把他作为老领导尊重、信任，把干部的考察、调配、提拔工作都交他主管。我调回母校郑州大学后，他曾出差路过郑州，我们俩不免痛饮一番，酒后他潸然泪下：这几年他调任劳动人事科长，可是自己的儿子还没能就业，觉得太对不起家人了。恰好几天后，伊春市劳动局一位领导也路过郑州，我将此事告诉了他，他很清楚成良的为人，痛快地答应帮助解决。我写信告诉成良，叫他到市里去找这位局长。可是他却回信说：自己酒后乱说，此事不提了。我甚感诧异。不久成良同志去世，据一个参与处理其后事的同志说，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装在口袋里，没有给家人说起。
既然患了结核，只得离开嘉荫，到位于南岔区的省林业结核病院住院。途中我特意到美溪林业局下车，在该局原宣传部长方高同志家停留一夜。到南岔后，还先后去了中医隋大夫、原东风中学学生翟清柏家。和他们或文字之交，或意气相投，他们不仅没有嫌我传染病号到访，而且都热情招待，好言劝慰。后来回想此事，甚感当时自己的孟浪：在结核病院里，医护人员对患者防范甚严，都怕传染给自己，我却毫不忌讳地到朋友家，实在太无知了。
伊春市一角
1976年初，我病愈回到机关。我自己的“人生低谷”状态尚未改变。一些老领导、老朋友理解、同情我，仍常常邀去做客，给以温暖、安慰。记得那年春节，我爱人领两个孩子来探亲，宋部长就让我们一家四口到他家款待一顿。宋部长建国之初就在省委任处长，他的同事有的已经当了副国级领导，他还在处级徘徊（此时他虽任地委宣传部长，但未进常委，四人帮垮台后方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部长气宇轩昂，思路敏捷，精明干练。我们在他家吃过饭后，他们夫妇看我不到三岁的小女儿聪明可爱，就拿一些画报来逗她玩。我女儿记忆力颇强，凡是看过一次的画页，再让她看，就马上抛到一边：“看过了！”逗得大家大笑。
这段时间，更有显灿等老朋友常邀做客。显灿同志是原东风局副局长，建国前参加革命，大我20岁，是我的老领导和忘年交。他虽然大半生与木头打交道，但颇有文化修养，喜与知识者交往，性格豪爽，不重名利。此时他正在市里一单位任职，体谅我的处境，经常邀我到家，有时还与老工人刘师傅、林管局中心医院孙医生一起，热热闹闹。刘师傅的儿子，据说是日本人从东北逃跑时遗弃的婴儿，被他收养，供其读书、成家。1965年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云南，刘师傅两口子一度也感失落。孙医生是骨外科名医，约大我十岁。1968年市里把他们一批医生、工程师下放到东风林业局“劳动锻炼”，林业局却将其看做天降人才，直接把几名医生安排到职工医院。他们医术的高明很快就显示出来：贮木场一个工人被火车挤伤，肠子断成了几截，一个司机翻车腿骨骨折等等，都在他们手里不费劲地治好了，职工们视之如神医。我在局政治部时，也常与他们打交道。后来他们都“锻炼”结束，返回市里，孙医生重任骨外科主任，还酝酿提拔当院长。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既可聊东风局的一些往事，又可说市里政局的话题，无所忌讳，海阔天空。这种兄长加朋友的感情，伴我度过人生低谷，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我调回郑州大学后，孙医生担任了院长，成功地做了一例断指再植手术，兴奋地写信告诉我。显灿同志离休，孙子读了博士。他们都希望我能回林都重聚。可惜我回大学后工作和生活一直紧张，未能如愿，而他们已先后离世，成为我终生遗憾。
今日中共伊春市委
1976年秋，我自己也走出了人生低谷，在地委又风光了一番。然而，十年的风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书生性格不适于政界生活，几年间我又趁主管理论学习之机读了不少的书，所以决定放弃其他机会，回大学任教，终老学术。
此事一定，免不了又有一番告别。和地委组织部的赵副部长（后任市人大副主任）、唐副部长（后任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政协主席），宣传部的杨、滕副部长，省报记者站王站长（后任市委常委、秘书长），机关诸同事，作家胡肖，画家杨艺，新闻工作者冯泰（后任中国林业报副总编）等一些文友等等，几乎都小酌话别。宣传部的干事小吕，其老公和我同姓，是邮电局职工，也特邀我到家一聚。老太太听说我姓贾，就叙其家事，说他们祖上是山西平阳府人。我说，平阳府就是山西临汾，洪洞县属于平阳府，我们姓贾的老根都在那儿。老太太非常高兴。
除市区的同志告别外，我还到铁力林业局去了一趟。该局党委茹书记，是我在东风局时的老领导，人瘦得可怜，但嗓门特大，人称“茹大喇叭”。他过去曾任团省委的部长、市团委书记，性格活跃。那天和他们夫妻，不分上下级地随意喝酒随意聊。我说到要回大学教书，茹书记大笑，说：“贾玉民，你一辈子穷秀才！”我说命中注定了，秉性难移。后来茹书记先后调任哈尔滨香坊木材厂党委书记、省林业总局纪委书记。
之后又到铁力局宣传部李部长家里。老李是朝鲜族人，大我十来岁。我们在工作交往中，一见如故。一进他家，必然地脱鞋上炕，因为传统的朝鲜族居室，百分之九十多的空间是炕。很快炕桌就摆满了菜肴，特色的就是各种朝鲜泡菜，热菜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道炸辣椒片。各种菜都辣得可以，老李劝酒的热情也使你不喝不行。酒酣耳热，老李突然把炕中间的一道木拉门拉开，喊道：起来，跳舞！只见在拉门里面睡着的两个男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七八岁，光着屁股，就挥胳臂迈腿地跳起朝鲜舞来。老李夫妇边唱边拍手打着节拍。他们全家唱歌跳舞的专注，投入，真使人羡慕，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鲜族人民音乐舞蹈就是生活的情形。后来老李调往丹东市，担任过市外办副主任。
坚韧挺拔的红松
农村有种说法，小孩子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方能得到多家的福佑，长大成人。这种习俗，包含着人们美好的祈愿。我在林都“吃百家饭”，也是同样，林都人以火热的情怀，美好的精神助我成长。“百家饭”不仅给了我温暖，伴我渡过了风风雨雨，而且使我了解到各阶层的生存实况，认识了具体而复杂的人情世事，这些都像乳汁一样滋养我成长、成熟。后来，我离开林都时，自豪而有些夸张地写了几句顺口溜《兴安岁月》——
“红松苍劲白桦秀／兴安风雪十六秋／少年入山似桦柔／出山已如松柏遒。”
是的，林都号称“红松故乡”，这里的红松高大挺拔，虽然风雪也会给它们留下创伤，但它永远坚韧向上，不会弯曲，不会低头。林都生活，不论是顺利、欢乐，或坎坎坷坷，都助我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蝶变。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都的“百家饭”，永远感激上上下下的林都人！（图片为作者从互联网选用，特对原摄影者致谢）
作者介绍：贾玉民，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美与时代》杂志社社长。1964年大学毕业后志愿到黑龙江伊春特区（今伊春市）工作，先后任东风林业局（今汤旺河林业局）子弟中学教师、副校长、抗大公社（知青农场）负责人，林业局政治部组织组组长，中共伊春地（市）委宣传部学习室主任等职。1979年调回母校郑州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