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吴建民车祸去世 距目的地仅10分钟车程
撞坏的铁栅栏已经更换，地上事故车残留物
·17日晚
他从北京飞武汉，乘坐航班晚点约2个小时
·18日凌晨3时许
到达武汉，4时17分，事故发生
·18日凌晨
伤者被送往医院，吴建民等2人遇难
·18日
初步调查结果，车祸系单方交通事故
记者探访了事发地，虽然经过清理，仍可见事故痕迹
成都商报讯（首席记者王毅 武汉报道）昨日上午，武汉大学承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的学员并未等来授课的外交学院前院长、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当日凌晨4时17分，吴建民所乘车辆在从武汉天河机场赶往武汉大学住地途中发生车祸，造成吴建民等2人遇难，另3人受伤。据武汉大学发布消息，3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
据了解，事故车内，分别是司机、副驾驶刘峰，两人因安全气囊弹出，保住性命。第二排坐着吴建民和朱晓驰，最后一排是吴建民的秘书陈伟杰。救护车赶到时，吴建民和朱晓驰没了意识，另三人还能正常说话。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探访了事发地，虽然经过清理，仍可见事故痕迹。而事发地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仅剩10分钟车程。
单方交通事故
所乘商务车车头撞击隔离花坛
昨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报初步调查结果，车祸系单方交通事故。通报称，6月18日4时17分，孙彧（男、30岁）驾驶鄂AA9S01号别克商务车，搭载乘客吴建民（男，77岁）、刘锋（男，54岁）、朱晓驰（男、52岁）、陈伟杰（男、27岁），沿武昌区梨园地下通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处时，所驾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车内5人受伤。吴建民、朱晓驰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伤者正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治疗，暂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另一名遇难者朱晓驰为武汉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吴建民等乘坐的MU2454次航班，计划从北京起飞时间为22点35分，到达武汉的时间为翌日零点55分，但17日该航班晚点约2个小时，到达武汉已是18日凌晨3时许。4时17分，事故发生。
探访事发地
再有10分钟便可到达目的地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事故发生地探访。事发地武汉市二环线梨园地下通道南出口，距离武汉天河机场近40公里，再有10分钟车程，便可到达吴建民一行的目的地武汉大学。
从天河机场到武汉大学，由北向南行驶，经过机场高速后便直接进入武汉二环线东段。沿途虽然穿行在武汉市区，但均为快速路，禁止行人及电动车、摩托车通行，也没有红绿灯限制，因此车速较快。机场高速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二环线快速路限速为每小时70公里，从机场到事发地段，正常行车约四五十分钟。
梨园隧道长约1.3公里，双向六车道，视野开拓，对向车道用1米多高的水泥墩和花坛隔开，这条路平时也并不拥堵，车速可保持每小时70公里，凌晨更是车辆稀少。
事发地处于隔开车道的两段水泥墩之间，用10余米的伸缩铁栅栏连接，吴建民等乘坐的车辆正是撞到了铁栅栏后，又撞向前方水泥墩，引发了车辆头部变形。据附近居民说，事发时天已微亮，他们发现这辆车时铁栅栏已被撞倒，车辆左前部变形严重，但并未冲向对向车道。由于事发凌晨，行人又无法立刻进入快速路，因此发现的居民并不多。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驾车经过时，被撞毁的伸缩铁栅栏已经全部更换，水泥墩也已经清理，地上仍有少量事故车辆残留物。
学生默哀悼念
原计划昨日到武大授课
事故发生后，车上5名伤者被急救车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最终，吴建民、朱晓驰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另3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中南医院抢救室，该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婉拒采访。吴建民的同事们也很关心事故情况，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赵婷婷说，他们也一直在拨打伤者陈伟杰的手机，但截至18日下午4时，仍未有人接听。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致电武汉大学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说，相关消息由学校宣传部统一发布，此外校方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武汉大学发布消息称，事件发生后，武汉大学迅速成立由校长李晓红为组长的应急处置小组，全力配合救治受伤人员，派出专人看望慰问遇难者家属，协助公安机关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学校对发生这样的意外深表痛心，对不幸罹难的逝者表示沉痛哀悼。
吴建民计划于18日上午给武汉大学承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授课，当日7点，只好该由尚重生教授上课。据该课学员介绍，课前，大家专门为不幸遇难的吴建民、朱晓驰默哀。
外交官的最后演讲
鼓励年轻人
对青年寄予厚望
“去武汉前，吴大使还在北京参加我们欧美同学会的活动，他第一个发言，然后就赶着要去机场到武汉，没想到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了。”昨日，得知吴建民在武汉车祸去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非常意外和难过。他没有想到，欧美同学会协办的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成立大会，竟然成为吴建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是当天下午4点出发去机场，但没想到飞机晚点，更没想到会发生车祸。他发言的主题是鼓励年轻人的，对青年寄予厚望。”王辉耀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演讲全文：
不好意思，把你们的日程给打乱了，要去赶飞机。刘科要求我来出席这个会议，我欣然同意了，三个原因：
第一是海外，这个组织聚集了一批留学海外的人才，这个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我搞一辈子外交观察世界观察中国，人类世界的发展史非常有意思，20万年前出现智人，7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1万年前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人类了，但是人类文明史发展长期以来是非常缓慢的，什么时候大把加快的呢？就是大航海，大航海把世界连在一起了，人类的进步大大加快。为什么加快了？就是因为不同地区文明开始对话。这段历史说明了什么？说明人类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过去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了上千年，最后是封闭落后的，过去三十多年大发展怎么发展的？开放发展的。当年邓小平同志留法，当时留法有1700人，这1700人后来改变了中国呀，邓小平不留法，改革开放的思想也不一定能出得来。留学海外对促进文明对话太重要了。
第二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高层。这个世界的人才很多，当时觉得这个走向的是谁？是高层，不是低端的人才，高层的人才能够决定前进的方向。
第三，青年。我刚才问张会长，他说（青委会）是四十岁以下，非常好，世界是你们的，我们这一批人已经淡出了，已经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但是你们从海外回来，来到中国，我有一点建议。你从国外的生活环境来到国内，有些适应有些不适应，有一些事情做得比较顺当，有一些事情做得疙疙瘩瘩。我提一条建议，研究办事之道，任何地方想成功你得研究它的办事之道，这个事情怎么会成功，它的地方特点是什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怎么样做会成功，怎么样做要失败。你们成立这个机构就很有意思，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交流他是怎么成功的，他哪儿失败了，他肯定有一段做得不错。全世界任何搞一辈子外交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事情，在任何地方成功都有各自的办事之道，世界各地的办事之道不一样，你到中国想成功必须研究中国的办事之道。我想这个这个办事之道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省市也不一样，你不要以为千篇一律的，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省市，不同的人也不一样。大家来到国内或者处在一定岗位上都想着成功，但是很少人观察，很少人研究办事之道。
我就讲这一句，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吴建民的外交生涯
曾任毛泽东翻译
法总统亲授勋章
吴建民先生年轻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从资深外交官到外交学院院长；从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荣誉勋位大将军勋章”，到被毫无悬念地推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从中国，到世界，再回归中国——吴建民，这位外交经历颇为丰富的“儒将”，一直备受国际舞台和中国外交界关注。
吴建民，江苏南京人，1939年生于重庆
1959年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分配到外交部
1961年—1965年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布达佩斯），任代表翻译
1965年—1971年 外交部翻译室
1971年—1977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
1979年—1983年 外交学会欧洲处
1983年—1985年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
1985年—1989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1989年—1990年 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
1991年—1994年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4年—1995年 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6年—1998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8年—2003年 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年7月—2008年4月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2003年12月— 国际展览局主席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等
经典言论
外交“儒将”
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如今在全世界膨胀，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狭隘民族主义则反对开放”，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危险。
“在很长时间，外交在中国就是领导人、外交官的事，但今天，已出现了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教育外交、科技外交、军事外交、公众外交……中国外交已经进入黄金时期。”
忆建民
鲁培新（外交部原礼宾司司长）
建民去了，对我来说，很震惊。在我的记忆里，他身体一直很好，不抽烟，不喝酒，早晨要去锻炼，非常注意生活规律。说起来，他还比我小两岁。
他的音容，他的笑貌，如此的清晰。想起我们第一次相识，就像在昨天。那是1961年，建民还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是一名优秀的法语翻译。而当时，我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工作，在莫斯科。
一次，建民跟随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胡启立出访捷克参加国际学联的会议。每次都需要经莫斯科往返，而我恰好就是接机人之一。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我开车带着胡启立和吴建民在莫斯科参观。胡启立和吴建民会兴奋地在车上讨论起国际学联会议上和前苏联等国家针锋相对的情景。那个时候，中国和前苏联是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在会场需要即时发言，和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现场辩论。中方代表团当时只有两三个人，年轻的吴建民需要现场翻译。建民业务非常熟练，对于当时争论的问题也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意思，也非常有力量。搞外交工作的都知道，外交场合的翻译，一个词的用语都能影响表达，他反应真的很快。
但在场外，我感觉建民更多地却是谦虚和低调，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四五年前，我俩参加一个活动时遇见，那时我们都已经退休了。谈到上世纪60年代相识的场景，都觉得挺有意思。建民后来担任外交学院的院长，对外交学院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外交学院的新校修建，他出了很大的力，做了很大贡献。包括后来建立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也和他的努力分不开。
建民的法语和英语都很好，夫人施燕华也是外交部的高级英文翻译，当过邓小平的翻译。作为外交家，他的观点和中央一直紧紧相扣，在中法关系、中日关系等国际关系问题，思路一直很清楚，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退休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思考。
在我看来，建民一直是那个谦逊、平易近人又充满个人魅力的外交官。他走了，他对外交的贡献，却永远的活着。
他作讲座 3小时不用讲稿
文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中国办公室主任，原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吴建民院长是我的老领导，吴建民在做外交学院院长期间，我担任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的主任，和他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吴院长卸任，而我也离开外交学院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我有四年时间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原本我还在想过一段时间去北京拜访老领导，没想到竟然成了终生的遗憾。
吴院长当外交学院院长的时候，他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交流学，我是第一任交流学教研室主任。吴院长非常重视交流学的学科建设，总共开了十门不同的课程，把专业基本都建立起来了。交流学有一个课程叫做“交流学十四讲”，我当时在下面开了一门课是公众演说。在这门课里，我就曾经引用了吴建民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一段非常经典的讲话。要知道，吴建民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个出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人。当时在爱知世博会的会场，吴建民用非常流利的英文讲了一段话，而不是他最擅长的法文。他是这样说的，进入新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上总共办了三场世博会，其中两场在亚洲，这说明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引擎。这一段实际自然地把当时上海要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事情巧妙的带了出来。而后面那段话说得更好。他说，纵观世博会100多年历史，但100多年从来没有在非洲举办过，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举办过，未来将把世博会带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当时听了这些话，大家都是很受鼓舞很受振奋的。
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后，当时在学校为中国办一个公共管理经济学硕士的课程。曾经在四年前，我邀请吴建民去学校讲学，他当时欣然同意。那个课程安排在一个下午，是从下午2点到5点。结果吴院长一张纸的讲稿都没用，坐在那里侃侃而谈，讲了足足3个小时。中国外交的来龙去脉，中国为什么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非常深入浅出，高屋建瓴，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到现在。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干部，包括司局级的，但是每个人都听得如饥似渴，没有一个人分神。吴院长就是这样一个思维非常敏捷，思考有高度的人。
和吴院长交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有一次陪他出访埃及，当时参加一个外交学院和埃及外交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中途要在巴黎转机。我们在巴黎，要把行李装车，装完以后我看了觉得没有问题就说走吧。吴院长突然问了一句，行李齐了吗？我当时回答齐了齐了。结果吴院长继续问：“你数了吗？”我回答说应该齐了。吴院长自己亲自从车上下来，1234567，就在那里数行李。结果发现还真的少了一件，才赶紧去机场把遗失的行李找回来。如果当时没有发现就走了，后来可能会很费周章。 当时的吴建民是外交学院的院长，是级别很高的外交官，可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个人修养非常高的人，哪怕很细小的事情也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赵倩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