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工人状况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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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这种标准化淡漠反应显示出的是如机械般精密运转着的德国社会的常态：结构性压抑，一种高福利制度下，被消解的人的能动性、活力和某种尊严的压抑。

　　德国工人在工作

　　不久前，柏林自由大学邀请了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员吕途到德国参加工作坊活动，笔者陪同了此次访问。德方邀请了德国柏林地区某工会领导与她对谈。来德国前，吕途曾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能采访几位工厂工人，但主办方以“不好安排”为理由拒绝了。我们试图随机采访一位自由大学的东欧移民背景保洁女工时，她有些恐慌地拒绝了我们：“不行，我老板不会同意”。此后几天我们又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通过私交访谈了一些不同的工人和学者，初步对德国工人的现状有一些了解。

　　过去几个月，柏林见证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大游行和具有相当规模的铁路、邮政工人大罢工，关注这些事件的同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工友之家代表吕途与柏林某工会代表的尴尬对话和我们耐人寻味的遭遇。基于自身学术背景，笔者解读那次会谈之尴尬，与德国本身完善的工会制度、工人的结构性压抑有关，尝试将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本文中呈现。

　　 空洞的报告背后

　　在Gransow教授邀请吕途来柏林参加工作坊时，吕途提出希望在工作坊报告之外能安排一个与柏林工会的对谈，或者说一场双方的报告交流，希望听听柏林打工者，最好是移民打工者的声音，也希望柏林教授方面能帮忙找几位产业工人聊聊。Gransow教授答应想办法，在吕途已经抵达柏林的28号时，电话通知说很难安排采访产业工人，但安排了某工会的两位代表来以报告形式对谈，也找了一个移民背景的打工者来做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报告交流借用孔院场地，该工会其中一位行政等级较高的代表先做报告。报告很数据，很专业，但令人失望的是，也很空洞。失业率，就业人口统计调查，各种经济指数都不缺乏，而缺失的是这些数据与工人生活的具体联系。在一张张快速播放的数据ppt面前，我们解析无力。知识就是权力的专业壁垒感急速增加。

　　笔者当时很疑惑，要知道，该工会代表此时不是在法庭上替工人以法律形式打官司，不是必须用此种方式演说以获得话语权的情况，而是面对从中国皮村远道而来，带着皮村工友们的交流期望的中国同仁，是希望能学习、了解德国工人阶层具体生活发展近况的北京朋友。轮到吕途做报告时，面对中国新工人的困难处境，自我意识的蓬勃发展，希望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影响力，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愿再做默默无闻的无面孔流民时，柏林该工会代表面容淡漠，听完报告后完全没有发问。

　　该工会代表这种反应，似乎不能简单解读为人情淡漠或者个人问题，这种标准化淡漠反应显示出的是如机械般精密运转着的德国社会的常态：结构性压抑，一种高福利制度下，被消解的人的能动性、活力和某种尊严的压抑。

　　 压抑的移民打工者

　　此后的“移民背景打工者”报告加深了我们的感受。会谈组织方找来的移民背景打工者是孔院的学生助理Kim。他的报告也有漂亮的ppt，轻盈地谈他的打工经历，谈打工的好处比如“可以增加社会经验，可以培养技能，可以有收入”，坏处是“耽误精力和学业，时间不等人”。通过这场ppt报告和文字本身，听众触摸不到他的喜怒哀乐，但是他的神态和谨慎言语间分明流露出巨大的压抑。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Kim在报告中透露出来，原来他是华裔，会说中文。而当天整整一天会议，Kim作为投影仪负责和简单接待工作负责，没有和我们说一句中文，甚至在我们和他用中文说话时作出听不懂的姿态。我们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但在听完他的报告后，我们渐渐觉得懂了，有些心酸。压抑久了，就变成了既定精细法规下一颗有高福利的螺丝钉，变成对上负责，疲于自保，以同样的态度向下向周围传导这种状态。

　　这不是孤证，还有接下来的例子。因为Gransow教授没有办法帮忙安排工人采访，我们决定自己碰碰运气。来到了自由大学主楼，遇见了两位清洁工。其中一位很年轻，可能是东欧移民，正要去打扫教学主楼走道里的女厕所。她拒绝了我们的提问，拒绝了在工作之外接受我们的有偿采访，她说，“对不起，我老板要求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工作”。

　　另一位则是丹麦阿姨，为了陪儿子上学来到柏林，原来在丹麦当记者，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自由大学当临时清洁工。面对我们，她滔滔不绝地讲，用简单的德语，诉说各种生活和工作的事情。她很不快乐，因为忽然的原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丧失让她很不适应。她最糟糕的打工经验是，因为有人弄脏了教学楼走道的地毯，她没有及时发现并清洁因而被老板大吼。她让笔者想到北京地丁花剧社的工人大姐们，但这是在另外一个福利稳定的国度的首都—德国柏林。

　　为了访谈有收获，最后笔者打电话给了一位老朋友请他帮忙找些工友接受采访。这位朋友最初作为越南华裔难民来到德国，在工厂工作了许多年。他自己来到笔者家，带来工资单，和我们讲了他所听到、看到、想到的一切，包括工厂里面的运作规则，工会组织，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他说，“没办法，厂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吕老师的采访，那我就自己过来吧，你们是想做好事，那我就帮你们一把。”这位老朋友曾参加过柬埔寨华运，他的正义感，阶级觉悟，身处普通境况依旧愿意帮助别人的精神，尤其是对本职工作之外广义政治生活参与的热情，不是在德国工厂受工会培养而形成的，是少年时代的烙印。他最后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觉得那位Gransow教授不帮忙，在德国，想采访工人要打报告层层审批的，不容易。”

　　 结构性压抑

　　据笔者了解，德国工人经济境况和工厂环境非但不恶劣，相反，事实是，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可参见《德国工厂之今昔》一文。吕途2015年将出版新书，记录新工人们的生命故事。为了这本新书，她以打工妹的身份去了南方的外资工厂打工，她的亲身经历是：所有外资工厂中，德资工厂对工人的劳动防护和待遇最好。一方面是对政治主体性的放弃，一方面却也换来了更大的自由：比如经济自由和福利。

　　阿伦特期望，人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进入公共空间，以言说和行动彰显自身，参与政治生活，实现人之为人。但在现代性的脉络下，这种构想几乎没有实现过—尽管有学者不断将最近几年的一些学生政治运动或占领游行等与之相比附。

　　阿伦特一生将德语作为唯一亲切的语言，她也许对德国寄予了厚望。但二战后的德国，显然走上了消解公民社会的道路。确切地说，德国人于二战后痛定思痛，达成共识：“小市民”是不能登上政治舞台的，否则全民民主只会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也是目前德国的热门讨论话题，可见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结构性压抑“小公民”阶层也许还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途径。

　　现代社会中，阿伦特指出，人的沉思生活消亡，政治行动公共空间彻底被千人一面的家庭经济学领域占领，仅剩下从生产到消费的生存价值取向。人，在通过劳动满足生存必要性之后，只有通过言说或行动进入公共空间，在这里面彰显他存在，才能算作真正的活着。所以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虽然奴隶和外邦人可能比公民富足，但还没有作为人的尊严。

　　从社会保障和经济权益角度看，德国的工人很幸福。但以前笔者撰文分析家政女工地丁花剧团时，还是从应用戏剧和艺术赋权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就像学者卜卫所说：“对最贫困的人群来说，他们面临的剥夺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夺，也是精神上的贫困，会让这些人变得特别的无助，而且在这个社会他们站不起来，这时候，你会发现艺术比其他方式更有用。”

　　但如今，笔者开始重新思考工友之家的孙恒、许多、国良、段玉等唱自己的歌，德志、金花等办自己的春晚的意义，这不单单是对来参与春晚的打工者的艺术赋权，更是让新工人作为人而参与到一个早已日渐萎缩的公共空间中来，让新工人能承担起未来自己的社会责任。

　　德国工人喜欢看的《图片报》充斥着八卦和吸引眼球的图片及报道，这些是劳累了一天，又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读写有困难的普通工人的消遣(德语语法很难，普通德国人不能读懂“公案文书”的文盲非常多，记得几年前的统计比例高达60%)，但这根本不是工人们自己的文化，不是这个阶层的精神面貌和自我彰显。这只是将人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一环，死死捆绑在奔向前方的滚轮上。

　　阿伦特写《人的境况》时，两个批判对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都是异化了的世界，异化了的人，变成生产和消费或者目的论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她所预测的现代性问题，正在发生。今天，在德国，阿伦特的故乡，已经做到了经济上的和谐，让人能从经济的角度获得人的尊严。而国家行政法规的制定，则交给有能力且受过相应教育的少部分人。

　　笔者以前采访过一位在德国大型超市工作了10多年的供货员，他前不久被公司解雇了，法庭上判他赢，获得了赔偿。笔者问他经历过此次事件后，他有什么感受？他说，最大的感受是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结构感兴趣，想知道究竟是怎么运转的，他开始想，也许赚钱养家之外也可以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德国的这种以行政和法条消解“小公民”政治参与度的做法很难从道德角度来判断其得失，作为有二战惨痛经验的保守社会，这样做未尝不可，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我们是否应该探索另一条更值得喝彩的道路：从生产—消费的链条中将自己和同胞解放出来，争取经济和经济之外的权益，在公共空间中彰显作为人的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