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种业发展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种业体制如何改革，近几年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热点。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如何看待外国种企进入中国市场、如何处理基础性公益研究和商业育种的关系，我有一些看法。

　　小散弱乱：监管不力和管理过度并存 

　　总体上看我国种业近年来是健康发展的，既保证了农业用种，为粮食十连增做出了应有贡献，自身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有人评价中国种业小、散、弱、乱，这是客观的，也是任何产业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基本现状。

　　我国种业近几年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品种多乱杂，突破性品种匮乏，套牌、冒牌生产和经营盛行上。而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品种知识产权管理不力和方式落后。比如在玉米杂交种上，由于不做品种独特性和真实性监督，结果审定了许多品种、定了许多名称，其实就是原有的几个自交系亲本配来配去，十几年没有突破性的品种；再比如，在农业管理部门，品种知识产权的认定部门是科教部门，而市场监管在种子管理部门，人为形成管理脱节。

　　二是市场监管不力和管理过度并存。我们的管理习惯是前置审查，不该管的细节管了很多，该管的环节用力不够，做了很多应由企业做的事，担了许多应由企业担的责。事实上，应该把监管力量放在市场上，把监管重点放在品种真实性上，让企业为品种真实性和优良性负责，让农户成为监管部门的“第三只眼睛”。这样监管部门才能轻装上阵，重典处罚；种子企业才能集中精力创新育种，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质量管理；广大用户才会投诉有应，产生对监管部门的信任。

　　鲶鱼效应：善用外国资本发展中国种业 

　　2000年颁布的《种子法》给外国种企进入国门提供了机会。现在看，外国种企进入中国市场，其鲶鱼效应促进了中国种业发展，其品种优势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多样化。

　　按照《种子法》规定，外国种企进入中国后一要与中国资本合资注册登记，二要在中国从事研究和生产，除了出资人的国际身份外，企业实质属性是中国企业。另外，国际企业在国内设立的研究机构、生产机构和营销机构，其研究和管理的主体是国人。所以，不会出现一些人设想的特定情境下停止供种，或随意涨价的情况。

　　种业对外开放前，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和担心，但开放的结果是本土企业由小变大，逐步走向成熟，国际竞争力也在逐步提升。现在，在水稻、向日葵、马铃薯、部分蔬菜和花卉等作物上本土企业的品种和技术也开始出口。同时，种子加工机械也从无到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实现国产化并开始出口。所以，种业对外开放后，通过品种、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种业发展，也培养了中国种业走出去的能力，应该坚持在种业上利用外资的方针。

　　60%同质化：商业育种需要公益性研究做基础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里就引申出如何处理好现有科技体系和种子企业的研究分工问题。对于种业而言，企业是直接面对用户的研究机构，其研究目标设定首先根据市场需求，对于长期战略性的科学问题的研究，由于投资大、研究周期长、预期风险大等，企业的投资意愿并不强烈。所以越是要建设商业育种的体制，越需要保持和稳定一支基础性、公益性的科学探索和创新队伍。

　　近20年来，国内玉米和水稻等大田作物杂交化率不断提升，但单产水平增速仅为1.30%和0.87%，低于美国玉米和大豆单产增速。从国内小麦、玉米和水稻的单产水平来看，没有实现杂交化生产的小麦单产增速水平反而快于玉米和水稻，其中原因发人深思。业界认为，国内杂交玉米品种60%同质化，品种研发主要来自于5个骨干自交系。也就是说当前国内杂交玉米育种研发低水平重复，多数品种来自于既有少数种质资源的排列组合，本质上讲大部分玉米品种在性状表现上没有根本区别。这正凸显了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的薄弱。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首先企业要有投资创新的主体意识，要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研究工作。杜邦先锋种业在和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合作方案中，都强调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究创新，无论公司有没有利润。正是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才使得先锋种业能够在世界各地选育出各种适应性的玉米杂交种。

　　经费的投入是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代替的恒久创新推动力。所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其意义在于，企业是投资创新的主体。在种业发展的初期，政府为了引导企业创新，可以给予一定的引导，但是不能断了现有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和公益研究的投入。作者：尚勋武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甘肃省科协副主席、甘肃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