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道路及其意义
【 5月27日，2015年美国书展“全球市场论坛”中国主宾国活动在纽约贾维茨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在活动当天举办了其最新著作《中国超越》英文版新书发布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祝学军出席了此次发布会。此外，新书发布会还邀请了美国国际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罗伯特·库恩，美国the Globalist网站主编斯蒂芬·里赫特作为嘉宾，对张维为教授的“中国三部曲”著作的海外影响力进行分析和讨论。发布会由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电视主持人、制片人潘小瓅主持。
本文为张维为教授在发布会上的演讲全文及问答环节实录，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首发。】
今天我高兴地在这里推出自己新著《中国超越》的英文版。今天正好是5月27日，是我的学校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复旦”两字选自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表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振兴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和理想。这与本书的主题一致。本书力求把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意义，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等内容，尽可能客观完整地介绍给外部世界。
中国迅速崛起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模式形成的三十多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这种成功的最好表现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中国多数民众对国家前途的普遍乐观。
张维为教授发表演讲
在高度国际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含有中国五千年连续文明的传统基因、中国社会主义红色传统的基因，以及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的合理元素。正因为中国模式是这种“三合一”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模式是一种超越。具体来讲，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中，中国模式都展现了这一特性。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它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它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混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虽然这个模式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从中国于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的20来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和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肯定，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与政府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种大规模的互动，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西方“社会与政府对立”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互动模式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使政府能够对社会的呼声作出更直接、更有效的反应。西方问责制仅限于四、五年一次的定期选举，现在看来这种问责制，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已难以满足人民对良政善治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
《中国超越》英文版封面
在政治领域，中国模式也可以被概括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对于仅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模式也是一种超越。这个模式的总体效果可圈可点。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明显高于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客。中国政治模式还包括了“新型民主集中制”。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往往都要经过上上下下的广泛磋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所以中国多数决策能够反映中国的民心所向和主流共识。
本书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中国模式尽管还有其不足，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所达到的总体平衡，现在看来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中国无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因为中国没有西方传教士的传统，也没有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疯狂。此外，别的国家要照搬中国传统也确有难处，因为中国模式背后是中国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比方说，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民本主义的传统、比较中性和强势政府的传统都源远流长。另外，新中国是通过长达22年武装斗争建立的，1949年之后与美国又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中国这种独立性和坚定性是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也是中国今天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国无意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然而，一个模式一旦较为成功，别人往往就会主动地向你学习，这种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来探索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模式中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先试验后推广、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对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模式的成功可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政治话语范式的变化：由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将会越来越转向更为中性客观的“良政还是劣政”模式。“良政”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是中国人为人类集体智慧做出的贡献。今天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如消除贫困、反对恐怖主义、克服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防止文明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包括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超越》英文版的出版，也许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可以做出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人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翻页见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问：中国成功的前提是经济表现比较好，如果经济形势恶化，中国模式还能成立吗？
张维为： 中国模式是在高度开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形成的。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宏观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中国模式展现自己特色的时候。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祸及中国，但中国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结果证明这场危机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舞台。中国当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住房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组合拳，回头看，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奠定了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模式下，所有的危机往往都是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问：社会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两者能够兼容吗？
张维为：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民生和平等，这意味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比较吻合。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温饱”、“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都可以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基因，如孔子讲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 “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固守传统，而是融入世界，参与竞争，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盲从，不失去自我，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成一个真正富裕、强大、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问：其他国家可以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为什么中国不行？
张维为： 我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正好回答了您这个问题。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问我：“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的回答很直白，“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中国在消除贫困、创造中产阶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等方面的成绩，确实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综合，也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
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了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吗？
张维为： 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要明显超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已经是1亿人次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您说的中产阶层，但他们99.999％出去后都回来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大家见多识广，不害怕国际比较了，就像上海不害怕和纽约比较一样。关于移民，我们一年还不到20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甚至少于波兰，我看中国移民再增加十倍也没有问题。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威权主义模式？
张维为： 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威权主义模式也是很不准确的，背后还是“历史终结伦”的逻辑，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威权主义”模式最终过渡到西方民主模式。我在书中反复讲一个观点：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的逻辑，文明型国家逻辑是：今天中国正在重新展现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些特点，我演讲中提到的“选贤任能”、“混合经济”“互动社会”等，都融合了中国传统基因、社会主义基因和西方元素，所以它对西方模式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超越。2011年我与福山先生辩论时就讲过，西方今天的政治模式最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西方模式有其难以克服的一些基因缺陷，如理性人的假设和权利绝对化的问题，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几乎都陷入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如果你们真感觉你们这个模式好，请你们一定坚持下去，我们不奉陪了。一个过去20多年中，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减的模式，最好还是反省一下自己。其实，美国政治模式到1965年才真正形成，中国模式从1978年开始形成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继续竞争，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张维为： 如果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模式下的言论自由，那就麻烦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变革”，结果美国变革了吗？我每年都来美国，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变革，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非常担心这种情况。美国政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有几个人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论自由与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相结合，这种言论自由模式还不需要反思吗？中国是政治家治国，领导人一诺千金，说了话就要兑现。中国文化中很少把一个概念绝对化，包括言论自由，中国人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比美国多得多，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谈话中的禁忌太多了，几乎谈什么话题都有禁忌，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怎么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你真相信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今天时间有限，否则我很愿意和你把这个话题好好聊下去。比方说，在美国说中国好，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说中国好需要很大勇气的。只要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主流叙述，你就可以发现美国言论自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难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己言论自由模式中的这些缺陷，美国走衰的过程估计还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