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西丰发现《聊斋志异》手稿

蒲松龄画像和《聊斋志异》手稿

　　我的家乡在辽东山区西丰县郜家店松泉屯，四姨家在郜家店宝库屯。童年，因为家贫，食不饱腹，母亲曾带我到宝库屯四姨家先后生活过五年。

　　早年，四姨父五十多岁过世，四姨领着一个“罗锅”残疾儿子和一个女儿，靠先人留下的土地出租过活。在宝库屯还有一个大家族蒲家，儿时我常到蒲家跟他家的孩子玩耍。

　　1947年冬的一天，时任西丰县人民政府秘书的刘伯涛到更刻区元宝沟村检查工作，在农会旧书堆中他发现了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农民正准备将这些旧书拿来引火用。

　　刘伯涛小心地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只见毛笔字工整秀丽，并多处勾画删改，有的还加了眉批，越看越觉得非同一般，遂将其带回县城。刘伯涛细心查看，发现两本书用的都是早年竹制纸，很可能是蒲松龄的手稿本。

　　刘伯涛找到1933年由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聊斋志异》影印本，仔细核对，发现不仅笔迹完全一致，而且书内所选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两部《聊斋志异》。刘伯涛又找来《西丰县志》，查阅了有关《聊斋志异》手稿的记载。随后，刘伯涛又派人找来蒲文珊，蒲文珊确认后提出应是四册，而非两册。

　　刘伯涛十分着急，火速返回元宝沟农民会办公室，将炕上堆的旧书又仔细翻了一遍，也未发现另两册手稿。正当他急得束手无策时，元宝沟农民会一农民告诉他说，前些天一位驻本屯的土改工作队队员的妻子来过，刚好住在他家，晚上那女的在油灯下看线装书，说是《聊斋志异》，不过两口子工作结束已回哈尔滨了，也不知两口子叫啥，在哪儿工作。

　　刘伯涛回县城后多方查询，得知那女同志名叫王慎之，但还是不知道这夫妻二人的工作单位。刘伯涛给辽宁省政府写了一封求援信，请求省政府与哈尔滨市政府联系查找。事隔半年，哈尔滨市政府派人专程将另两册《聊斋志异》送还西丰。此时，刘伯涛已升任西丰县县委书记。

　　当年，刘伯涛一次去省里开会，将手稿交给了省政府文化处。省政府当即决定奖励蒲文珊500万元（旧人民币），但仍征求他本人的意愿：一是可不要奖金，要回手稿，因为手稿是他先人的劳动成果，非剥削之物；二是收下奖金，将手稿献给国家。蒲文珊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又很开明，他欣然接受了奖金，毅然决然地将《聊斋志异》手稿献给了国家。

　　《聊斋志异》手稿缘何只剩半部，又如何从山东流落到东北？2016年新年伊始，我给在宝库屯的四姨的孙子李华打电话，查询此问题和蒲家后人目前的情况。李华说，蒲松龄第十世孙蒲恩章现仍在宝库屯，已70岁，农民；蒲清章在西丰县城；蒲文珊有四个儿女，大女儿蒲延章在沈阳市万柳塘公园附近住……

　　李华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蒲家后人说，《聊斋志异》手稿的最后保存者、蒲松龄第九世孙蒲文珊曾于1948年初亲笔写下材料：三百多年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稿后，“手稿一直于淄川（今淄博）城玉英街蒲家祠中，世代相守，密不示人。”同治年间，山东大旱，百姓背井离乡闯关东，蒲松龄第七世孙蒲价人随人流携眷来到沈阳定居，带走《聊斋志异》手稿，他临终前将手稿传给大儿子蒲英颧（蒲松龄第八世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任镶蓝旗统领的蒲英颧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塘阿幕府。依氏得知蒲英颧有《聊斋志异》手稿，即与借阅。蒲英颧先借出上半部手稿，待阅完后再借另半部。没想到依克塘阿因故赴京后竟病死家中，借去的半部手稿从此失踪，至今不知下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蒲英颧任奉天巡防统巡官，奉命率百部镇守西丰县，遂携眷来西丰县城居住，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也被带到西丰县城。后蒲英颧临终前将剩下的半部手稿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蒲松龄第九世孙）。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4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全二册）“出版说明”称：“《聊斋志异》在作者生前就有不少抄本流传，但后来都已失传”，“蒲氏的原稿本解放后虽已发现，但只剩半部。还有半部的面貌如何，只能从现存最早而又保存最完整的铸雪斋抄本中窥其端倪”。

　　历史的流转，时代的变迁，世界名著《聊斋志异》手稿，从山东到东北，从沈阳到西丰，乃至哈尔滨，其辗转流传之曲折，免遭一炬之惊险，充满传奇色彩。据查，现存的《聊斋志异》手稿是用竹纸抄写，在原书页上衬上宣纸，加衬，然后装裱成金镶玉装，装订后又分为八册。

　　1951年春天，《聊斋志异》手稿被转移到东北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保存至今。（王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