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研究如何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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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为什么《抗日战争史》丛书如此成功？20年来，为什么后来者没能超越它？在现实需要面前，如何把基本功做深、做扎实？该如何减少抄来抄去、误会流行的低质量学术生产……凡此种种，值得深思。

　　抗战(图源网络)

　　1990年，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抗日战争史》丛书项目正式启动时，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而当它1995年全部出齐时，也很少人会想到，作为抗战研究出版的里程碑，20年后，仍衣被学人无数。

　　40多个品种，1000多万字，每书专门研究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既深入透彻，亦全面具体，许多结论、观点都突破了过去学术界的习闻常说，显现当代学人的求真求实的学术情怀。全套书构成对整个战争的全面、真实的大写真，是人们了解中华民族现代崛起和了解抗战史研究的力著。

　　在抗战史研究方面，这套书开创了多个第一，集大成地展现了当时大陆抗战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虽引发一些争议，但其价值却被时间所证明。事实证明，坚守史料说话、言必有据的学术底线，力避肤浅、庸俗、急功近利的凑热闹，是最长久、最恰当、最能赢得尊重的道路，20年来，多少相关题材的书已被人们忘却，而这套书却仍被大量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引用，不断派生出新的论题。

　　为什么《抗日战争史》丛书如此成功？20年来，为什么后来者没能超越它？在现实需要面前，如何把基本功做深、做扎实？该如何减少抄来抄去、误会流行的低质量学术生产……凡此种种，值得深思。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随着相关证人渐渐逝去，“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回望《抗日战争史》丛书的成功，有利于提升今后抗战题材出版的水准，从而真正推出一批不愧对后人、不辜负时代的精品，对此，当年的出版者、写作者们袒露心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

　　 有材料才能有研究

　　一次我跟一个在日中国学者谈到在日本组稿的事，他说：在日本，中国学者的抗战研究声音微弱，一是我们研究方法落后单一，二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出一本著作，日本右翼学者就会组织围攻。长此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就变得声音微弱。

　　听到这个以后，我们马上把工作重点转向抗战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

　　后来我们到日本找资料，很失望，在日本有本书，叫《不许可大写真》，是日本当年随军记者拍的照片，不能发表，但战后出版了。可全部翻了一遍，发现两册厚厚的书中，没有一张日军暴行的照片，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在日本，掩盖战争暴行可能已成共识。

　　后来，我们发现吉林省档案馆保存了30万页关东宪兵队的档案。当时日军已在焚烧档案，可还没来得及全烧，苏军就到了，日军便把整个楼炸塌，把档案埋了起来，50年代长春城市改造时被挖出来。

　　这个出来以后，我也参加编辑，觉得里面有蛮多材料。过去老师告诉我们，做学术研究，70%的精力是找资料、查资料，然后30%是写作，我觉得70%精力是更多或者更难，所以中国学者做研究很难，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到海外去了。但是从整体来说，中国学者能够到海外的还是少数，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个工作。

　　抗战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我觉得在整个抗战史研究里面，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的研究能有多少成果，我们的研究能有多少深度、广度，完全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研究资料。不然就是无米之炊。所以出版社在抗战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发掘上会继续努力，但凡有一点可能，我们会竭尽全力。

　　 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历史学者杨圣清：

　　 一套有胆略的大工程

　　我是1931年出生的，“七七事变”时我6岁，整个童年以前都是在动荡中间。

　　1941年，日军就发动中条山战役，我们家乡沦陷，我逃难出去当了4年难民。所以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苦痛的记忆》，把当时逃难的难民100多个人和他们的后代的经历，写成了这本书。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等于一个口述历史。

　　这套书有气势，40多本摆在书架上，看起来就有一种气势。确实这是一个大工程，就是咱们建国以后还没有出过这么大的一套抗战史丛书，所以它有气势。

　　出这套书需要胆略，因为这套书的观点、看法并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它把当时的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间的各种不同观点，基本上都吸收进去了。研究有不同观点的，都表现出来了。在当时氛围下，没有一种胆略是不行的。

　　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在编一套书——“抗损”调研丛书(即来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各省都参与，那是个工程，它也是成册，现在出了两批，到后面还有第三批。

　　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刘益涛：毛泽东支持百团大战

　　就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的问题，我出过三本书。第一本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1993年，我出了《毛泽东在延安》，借着对档案的熟悉，就纪实性地把毛主席在延安的事理下来。第二本就是参加这套丛书的《八载干戈仗延安》。后来到抗战胜利将近60周年时，又写了一本书叫《激流勇进》，副题是“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这本书就有一点意思了，把我们跟国民党怎么合作的这部分充实了。

　　对于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我们党在抗战期间打的大战(拿得出来的还有几个，这两个比较著名)，毛泽东态度是什么？如今很多人说，毛泽东反对打，这个就不对了。你要仔细看，毛泽东不会反对自己打胜仗的，这是首先一条。另外他说的是什么问题，他反对的是什么问题？平型关战役当时毛泽东有个电报，说庆祝胜利，但这样的仗是不是还能打？对于百团大战本身，他是肯定的，但是百团大战被宣传成战略反攻，那就不对了，它还是战役的出击，不能宣传过火。

　　后来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或者彭老总的检讨，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时这不是毛泽东的态度，而是党内的一些意见、想法，特别是对一些干部的看法，那是后来形成的。不能说毛泽东反对这两次战役，对这两次战役，毛泽东是知道的，背着毛泽东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这是起码的常识。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振威：

　　 为何20年后仍拿不出更好的成果

　　这套丛书为什么20年来还有生命力，还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里鹤立鸡群？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研究方式，即：你这个作者研究抗战史，你有多少研究心得，你对哪一个专题有兴趣，你就自己去搞，我不给你定任何框框。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够真正出成果。

　　可惜这套书出来后，没有其他出版社跟进，所以抗战研究20年来，在丛书方面，还没有能超越这套的。

　　纵观20年来总体的研究，我们抗战研究的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大，书的装潢越来越漂亮，但是内容水分也是越来越多，缺乏新观点、新资料，偏向性也越来越强烈。这样下去的话，对学术研究并不是好事。虽然现在我们的成果很多，但是这些成果几乎很难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但抗战史研究这样，其他研究也是这样。往往是部头大、规模宏观，但没有新东西、新资料、新观点。

　　1995年前后，抗战研究学术空气比较开放，可后来越来越不注重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挖掘，更不注重去考察。导致在学术研究中，资料抄来抄去，一些常规性错误的东西也被抄来抄去。甚至有些为了迎合当前的需要而编造一些东西。

　　有一套比较权威的档案史料，抗日战争的研究才能深入下去，没有这样一套史料的话，抗日战争研究，我想，按照目前这个情况，很可能走到偏路上去，不是以史料为主，这就不是历史了。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委书记唐凌：

　　 要用文献、用图片去说话

　　20年来，这套丛书在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可以这样讲，我们这个学科，可能每一年大概至少都有几个硕士是研究抗战史的。所以这套丛书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功不可没。但这套书毕竟是出版于20年前，无论是在资料、观念、方法等方面，都有一些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抗战中期广西有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是抗战时中国军队的攻坚战，南宁市差不多连续十年都在开展纪念活动，我也多次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到，如果观念上能够立足于全民抗战，至少可以赢得比较多的尊重。记得2009年的纪念会议，当时有一个老兵回来了，他代表参战老兵发言，我看到他话还没说，眼里已含着泪水，他说他为什么参战？当时日本人打进来时，他妈妈对他三兄弟说，他们在家里可能也是死，不如出去当兵，打鬼子去。她说打鬼子也许还能活，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留在她身边照顾她就可以了，所以他去参军了，参加了昆仑关战役。

　　昆仑关战役国军阵亡1.5万人，可目前在昆仑关纪念碑上，出现的名字只有3000多人。也就是说，大概五分之四的阵亡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个工作现在做还来得及吗？我觉得起码没有完全失去机会。

　　今年3月份，全国最大的飞虎队遗址公园在桂林开园了，美国提供了600件文物。我们常讲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需要很多的说明，可是用文献的方式、用图片的方式去展现的话，就会更直观。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万民：

　　 抗战史研究仍有很多空白点

　　在今天，抗战史研究还存有很多不能满意的地方，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我们的抗战史研究会越来越好。

　　我的书是续编里面的一本(《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是讲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交通的，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还很少，我讲了苏联怎么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怎么支持的，法国、英国等国怎么支持的。他们支持中国的物资怎么运到中国来的，就是一个国际交通线的问题。

　　20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滇缅公路，有两次远征军的出国作战，有驼峰运输线，这个热度越来越大，专著、影视作品都有了。而且和美国联合起来研究。当然有好多还处在沉寂状态，没有多少研究，比如说和越南的交通，没有人研究。和苏联的交通，苏联的飞行员支援我们抗战，牺牲也很多，但是我们对此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宋进：

　　 不应被忽视的文化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因为抗日战争一开始，统一战线要建成，三民主义是实现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所以后来毛泽东甚至讲，我们共产党要像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样好好地研究三民主义。

　　可以看到，在当时三民主义是主流的、中心的，可为什么经过历史的发展，包括八年抗战，形势就变了呢？法国一个学者曾经讲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化的胜利。从学理上看，葛兰西所讲的文化领导权等，是非常精辟的论述。这段历史，其实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中心走向边缘，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逐步把握话语权，其意识形态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于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我想到我的博士生曾给我讲过的，他说宋老师你那本书不知道产生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题目。这话可能有点过分。我们现在讲大数据，其实可以叫研究生查一下，20年来这套丛书的“他引率”是多少，我估计是非常高的。这就是这套书的重要价值的一个体现。

　　从我的教研实践中，我感到我们研究抗战史，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对抗战历史缺乏了解。我们讲八年抗战，其实更要注意战前的日本。我们要研究日本的近代甚至古代的历史，它是这样一路发展过来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日本的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