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方言化：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不响”“十三点”“赤佬”“事体”“今朝”……这些都是作家金宇澄笔下小说《繁花》中的常见词。这些词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似乎会给人造成不小的困扰。不过令金宇澄也没有料到的是，《繁花》这部几乎都用沪语写成的小说却得到了不少非上海读者的追捧。

　　日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繁花》赫然在列。无独有偶，在本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名单中，四川作家颜歌的小说《我们家》也让人眼前一亮。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虚拟的四川小镇“平乐镇”，行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四川方言，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文学创作中加以方言化的元素，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文学界引人注意的现象。

　　 感受方言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在中国，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众多，仅汉语就分为八大方言区。在文学创作中加以方言化的元素，地方神韵可以得到充分的挖掘，这无疑会拉近文学作品与方言使用群体之间的距离。

　　25岁的陈之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她认为《繁花》是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在阅读中，我会进入用沪语营造的环境中，很熟悉也很享受。”她会时不时地经过金宇澄笔下的那些弄堂和桥，并对自己所在的城市有了更深的体悟。

　　迄今为止，《繁花》的销量已达到30多万册，并在豆瓣读书上获得了8.8的评分，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

　　陈之琰的同龄人韩永鹏生于甘肃，目前在北京工作，也是个《繁花》迷。他说书中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不打不相识”的沪语。他坦言自己此前对于上海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几次粗略的旅行，而金宇澄细腻的笔触对他而言无疑是“新奇的见识”。

　　 独特创作为文学提供另一种可能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并非近年来才有的新现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以方言进行的文学创作要比白话文学发达的多。”金宇澄说。

　　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在使用方言进行表达的同时，字里行间保存了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成为文学史上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文化重心的北移，以普通话为载体的文化创作成为当代文学中绝对的“主流”，方言化的写作日渐缺席。尽管《秦腔》《受活》等作品也曾因其中的方言色彩而为人称赞，但大多都局限于北方方言的范畴，南方方言化文学写作的成就却屈指可数。

　　在这一背景下，《繁花》和《我们家》的创作无疑是种有益的尝试。金宇澄坦言自己创作《繁花》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独特性”。而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更是赞誉《我们家》“为地域文学、四川地域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打破限制在适度中促成理解和交流

　　“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评价。相应的，金宇澄也认为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而普通话是一种人为规定的语言。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文学创作中的方言对于语言生动性的提升和地方特色的形成很有帮助，他肯定了金宇澄的《繁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不过，令许多专业人士感到担心的是，这种方言性的写作会不会破坏作品的文学性。阿来就坦言“方言是一个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

　　在张颐武看来，文学创作中方言的使用应当适度，不能妨碍阅读和理解。令他感到高兴的时，今天中国的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繁花》在方言的使用上就是适度和有节制的，因此读者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

　　其实这也是金宇澄在创作时考虑的问题。在老上海们眼中，《繁花》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沪语写作，就连沪语中最基本的词汇“侬”“阿拉”和“唔”也被金宇澄舍弃掉了。“我对书中的沪语进行了改良，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但同时，《繁花》也有了更多的读者。”金宇澄说。

　　谈及方言化文学创作的未来，张颐武表示要在适度的基础上“对方言进行整体发掘和介绍，让人们充分了解其背后的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