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胡耀邦如何揭发康生

　　文革中的康生罪行累累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

　　“文革”中，康生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党校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全校教职员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错了队”。在康、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诬蔑老红军女战士胡莹是刘少奇与蒋介石特务电台的联系人，七斗八斗，把胡莹同志斗成了神经分裂症患者。曹轶欧(康生妻子)说：“岳昭这人不好(指当年在短训班工作时不完全听她的话)”，造反派就演绎成“岳昭这人很坏”，把他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致使岳投湖自尽。

　　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写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分别编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广为散发。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为林彪、“四人帮”摇旗呐喊。

　　康生还在“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阴谋活动开始的时候，亲自出题目，“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让人撰文，影射攻击周总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康生在党校“阴魂不散”

　　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时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

　　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为造反派头头还可以把康生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保护伞。

　　胡耀邦不反对揭发康生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一个同志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同志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耀邦同志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16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

　　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之后，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罪行。范若愚、韩树英、陈方华等17位同志发了言。主持这次揭批会的冯文彬同志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历史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