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昌之子：父辈不会认同神剧
[ 摘要 ]“八年抗战是非常艰苦的，每一次胜利都是鲜血换来的，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把抗日战争神话，估计日本人看了之后都想乐，这不是自己麻醉自己吗？”
今年67岁的李志仁是北京光大公司的退休员工，他的父亲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创建者李运昌。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记者近日采访了李运昌的幼子李志仁，请他讲述父亲的抗日事迹。
李运昌，原名李芳岐，河北乐亭人。1927年，19岁的李运昌领导了上万人参加的普宁农民暴动；1937年，成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8年，领导发动冀东20多万人的抗日武装暴动；1939年，领导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19个根据地之一，任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热辽行署主任。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率部先机挺进东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运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文革”中曾受到迫害和关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予平反，恢复名誉。2008年在北京逝世。
抗战时期的李运昌（1941年）
记者：请您先概述一下您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事迹。
李志仁：我看了我父亲写的回忆录和有关抗战史料，就我掌握的不完全情况向你介绍。
我父亲李运昌，1908年生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他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黄埔军校四期生。他早年受李大钊同志影响，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抱定信仰，要为共产主义献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到广东汕头组织农民武装。在彭湃同志领导下，任广东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军部主任。他组织领导了1927年的普宁暴动，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暴动以后，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部队改编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他是二师的前敌委员兼第二团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北方，一直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25年，在广东黄埔军校时的李运昌。1925年，在广东黄埔军校时的李运昌。
1937年5月，他去延安参加了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做了关于冀东形势和任务的汇报。这个汇报内容刊登在党中央办的《解放周刊》第9期上，题目是《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署名鹿鸣。在延安他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彭真同志是他的主要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致明确要求冀东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同志和他谈话时布置任务：河北省委改组，你任河北省委书记，回去以后成立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武装抗日。
我父亲领了任务回到河北，立即着手从思想、组织、干部等三方面做准备工作。从1937年7月开始，冀东党组织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在冀东地区部署了15个暴动中心区，就是看哪个县，哪个地方的党组织力量比较强，群众比较好发动，就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动员群众起义。其中15个暴动中心区，我们党直接领导了12个。还有3个是爱国人士和其他的地方武装首领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条件基本成熟，起义队伍名称为“冀东抗日联军”。
为推动配合冀东暴动，中央决定派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给予敌伪沉重打击。四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称“宋邓支队”。
这时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准备在民间收枪，日军准备全力镇压暴动。原来定在1938年7月16号的暴动，就提前了10天，于7月6号，在河北省滦县的港北村首先举起了义旗。港北村的起义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从港北暴动开始，冀东全区21个县，再加上唐山开滦煤矿，组织起一次20万工农的抗日大暴动。冀东抗日大暴动声势浩大，席卷冀东大地。抗日联军组织了约10万人的武装力量，组成了40个总队。其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7万人，国民党和其他人士领导的武装力量是3万人。冀东人民都起来反抗了，敌伪政权土崩瓦解，短短时间建立了11个抗日县政权，控制了大部分重要集镇。
冀东抗日大暴动震惊全国。因为那时冀东已被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当此民族危亡时刻，冀东抗日大暴动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振奋，给了敌人一个沉重打击。日寇惊呼“后院起火”，急调几个旅团由南北返，牵制了华北日军主力。冀东人民举行的抗日大暴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记者：但随后冀东的抗日联军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为什么不趁势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是突然西撤？
李志仁：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起来了，形势确实不错。中共中央、北方局来电祝贺，认为暴动胜利，已经给日寇沉重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配合了全国抗战，要继续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收复冀东。
冀东地区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道咽喉之地，日寇为吞并整个中国，必须控制冀东。冀东孤悬敌后，我军四面受敌。当时宋时轮同志决定去热河都山建设根据地，结果进军都山失利。四纵队遂于1938年9月中旬，在迁安莲花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认为主力坚持很困难，决定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会后宋时轮同志即率两个大队返回潮白河以西。四纵队致电晋察冀军区提出，冀东形势很难支持，主张主力转到白河以西。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几次来电，均不同意西撤。
1938年9月下旬，宋时轮同志从蓟平密电告邓华，敌人分七路大举进攻，蓟平密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同志率队西撤。
1938年10月上旬在丰润九间房，邓华同志召集起义部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向平西转移。对于是否西撤是有争论的，我父亲始终不赞成西撤，认为应继续按中央指示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四纵队领导坚持西撤，河北省委领导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缺乏信心，也同意四纵队领导坚持西撤的意见。我父亲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宋时轮（左）与邓华（右）
西撤的后果非常严重，当时西撤平西的部队是五万人，队伍是一字长蛇阵，前锋都到了潮白河，后面的部队还在原地没动。敌人得知我军西撤后，组织兵力围追堵截。我军牺牲减员损失巨大，战士们一路忍饥挨饿，被动挨打，包括抗联副总司令洪麟阁都被敌人炮弹炸死了。我父亲强烈意识到，继续西撤，后果不堪设想。经他提议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会议，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争论，我父亲始终坚持停止西撤的观点，力排众议，最终会议决定队伍停止西撤，返回冀东。
我父亲率领五千多人又返回冀东。一路上危机重重，又与日军打了一场恶仗，伤亡严重，不少人离队，回到冀东保存下来的只有千余人，司令部直属队仅有130人。有一天我父亲看见一名叫梁天柱的小战士精神抖擞站岗，问他怎么没走，梁天柱同志当时回答：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父亲很感动，觉得要坚定信心，鼓舞士气，就在迁西县柳沟峪开了重整旗鼓动员会。我父亲说：“大暴动前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遭受帝国主义和汉奸的欺负。暴动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虽然眼下受挫折了，队伍小了，可我们还有基础，革命的火种熄灭不了。我们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一样，继续和敌人作战。抗日的红旗要扛到底，不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罢休。”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冀东抗日大暴动虽然受到严重损失，经过党组织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许多人归队，保留下来的抗日队伍仍有3000多人。就是依靠这样的革命火种，重招队伍，再举红旗。我认识一个军旅作家，她为了写冀东暴动的故事，曾经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很多当事人，看了很多资料，又到打过仗的地方去。她曾对我说：冀东的抗战是非常艰苦的，几乎每天都在打仗，而且是在敌人的心窝里打，所以牺牲很大，环境非常残酷。她说你父亲他们这代人真了不得，看这段历史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字——“坚持”。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打一仗败了，重新再来，一直坚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几百人、几千人，最后创建了很大的抗日根据地，就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到1945年日本投降，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3万人，游击队是5000人，民兵是22万人。冀热辽根据地北达内蒙古赤峰、河北围场和辽西，南临渤海，西南抵近平津，全区面积有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800万，县级人民政府（包括县级办事处）31个。
抗战八年来，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抗击日伪军从3万人到17万人，几乎无日无战事。累计毙、伤、俘日伪军不下7万人，缴获武器不下5万件。冀热辽人民和冀热辽子弟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人民群众牺牲30万人，战士3万多人，其中冀热辽的军队与地方各级干部牺牲比例尤其高。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最终实现了党中央部署的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1943年12月，冀东人民在反“扫荡”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和掷弹筒。
1940年3月，在北方局对冀东暴动和四纵队西撤的问题，作了全面检查和总结。聂荣臻同志在会上指出，冀东党组织对坚持那里的抗日游击战争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而且许多同志为此英勇牺牲，这应该肯定。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抓一把”的思想，想扩充些部队拉起来就走，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想“抓一把”，抓到的东西不多，反而使自己蒙受损失。
几十年后，1986年5月10日，宋时轮同志对我父亲和李楚离同志说：“首先承认，暴动胜利后，把冀东部队全部撤到平西是错误的，而且是个严重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当时中央发了电报，邓华同志说，要等中央回电再行动，我说不要等。没等中央回电，我就带部队部队西撤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邓华同志对西撤做过多次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外，还由于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河北省委起义后才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
记者：近些年来，网络上有一种论调，认为共产党这八年没有抗战，都是国民党在和日军打仗，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志仁：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政府，执政的是国民党。日寇侵略中国应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开始算起，一枪不发就丢了东北。中日两国、两军实力悬殊，敌强我弱，这是事实，但并非不能战。从统帅到士兵畏战怯战，没有战斗意志，正面战场一触即溃。南京保卫战演变成南京大屠杀，把手无寸铁的同胞弃与日寇的屠刀，30万同胞任日寇屠戮，真是民族的悲伤和奇耻大辱。大片国土沦陷，是谁丢的？伪军比日本人还多，伪军很多都是投降的国民党军。我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要正视历史，不能歪曲历史。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抗击日寇，没有军饷，没有外援，仍然打出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千千万万的同胞，给人民以希望。如果没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压力之下，恐怕连重庆都守不了。我看过一份资料，到1945年日本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但还在西南继续攻城掠地，国民政府已经准备迁都兰州。
1942年7月，冀东八路军攻克了卢龙县的樊各庄镇，附近乡亲们前来庆祝胜利。
记者：如今“抗日神剧”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在这些电视剧中，日本侵略者往往被描绘得过于弱智，而八路军仿佛个个都是天兵天将。
李志仁：我觉得，经历过日寇侵略中国的那段黑暗的我们先辈一定不同意，了解那段历史的后人也一定不同意，因为这不是历史事实。如果日寇这么好打，抗战还用八年吗？据我父亲讲，抗战初期打日本人是非常困难的。日本军队是战争机器、杀人利器，训练有素，枪法准，敢拼刺刀，经过武士道精神熏陶，很少投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0年7月，冀东八路军在盘山西麓的白草洼，伏击日本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这股鬼子全是老兵、胡子兵。战斗在上午10点打响，枪一响鬼子立即下马，找隐身地方负隅顽抗，枪法很准，仗打得非常艰苦。鬼子很顽固，虽然被我军包围，仍在“瓮”中坚持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还剩下一个鬼子躲在石头缝里向我们射击呢。这次战斗在冀东首创成建制全歼日寇70人。我问父亲当时能抓到俘虏吗？他说抗战初期基本上没有俘虏。
我问过我父亲，冀东八路军一次战斗最多能消灭日寇多少人？他说最多一次消灭500多日寇。这是发生在1944年在蓟县、玉田两县交界的黄土坎战斗。唐山、天津、北平三路日寇1500多人，以7辆坦克为先导，长途奔袭我抗日根据地。参战主力是冀东八路军第四区队500人，面对敌人兵力高出三倍，火力高出数十倍，只有拼死一战。全体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日寇用火炮、机枪、还施放毒瓦斯都没能攻下我军阵地。我军用手榴弹密集反击，肉搏夺回阵地。激战10小时，坚持到天黑后，我四区队在其他部队策应下，突出包围。此战我军夺得大胜，毙伤日寇500人以上。日寇用大量汽车往唐山、天津、北平运尸。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世人皆知，其实冀东抗日根据地有同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2年4月，我冀东八路军军分区政委兼十二团政委刘诚光同志率200多名战士，与日寇两个联队和伪军3000多人遭遇激战，虽消灭敌人300多人，但除40多人突围，刘诚光同志等200多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我军二营教导员于禾（苏连存）率领几十名战士与敌人血战到底，打光子弹、手榴弹后，砸碎武器，几十人集体跳崖，悲壮殉国。敌酋铃木启久震惊，称“共军斗志旺盛，一直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
1941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司令员李运昌（左）与政治部主任刘诚光（中）副司令员包森（右）的合影。
记者：在如此艰难的战斗中，您认为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李志仁：在日寇侵略中国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坚决抗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谁抗日就拥护、信任谁。
我想先说一些小故事，有一位叫高敬之的同志，他在冀东暴动的时候，是卢龙师范学校校长，他不是共产党员，是爱国人士，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鬼子进了中国之后，他非常痛恨日本人。我们党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他自发地在家乡组织起400人的暴动队伍，打民团，打土匪，很快发展到3000人。他攻打日伪盘踞的卢龙县县城，伪军紧闭城门，他大义凛然，高声责骂汉奸县长卖国求荣，命令伪军开城反正。靠着他的威望和大暴动的浩大声势，迫使伪军打开了城门。我们没放一枪，居然收复了县城，给了敌伪沉重打击。高敬之“骂”城成为一段佳话在冀东广为流传。高敬之同志后来加入共产党，这支起义队伍后来成了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解放后，高敬之同志曾担任吉林省交通厅厅长。
还有一个故事，军分区司令部有电台，发电报时被日本人监测到电台方位，结果日本人派出7000多人全面包围，企图打掉我军分区司令部。我父亲带了几百个八路军，从包围圈突围的时候，因为是走山里，需要熟悉山路的交通员做向导。这位女交通员名叫张翠屏，当时已怀孕八九个月，挺着大肚子，走路都有些不便。知道李司令员和部队遇到危急情况，她自告奋勇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带着部队翻过了一道山，进入原始森林，突出了敌人包围圈。保护了我军分区300名指战员的生命安危。由于劳累过度，张翠屏同志倒在冰川上要临产。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命令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大衣铺在雪地上，然后背过脸围成一道人墙，时间不长便安全降生了一个男婴。张翠屏同志和战士们要求我父亲给孩子起名字，我父亲便给起了个名字叫“冰儿”，并代表全体脱险指战员向这位英雄的母亲鞠躬致敬。
冀东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日寇的围剿和打击之下站住脚，最主要原因是跟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八路军打鬼子保护人民，人民群众就保护八路军，这点非常重要。要是孤立于群众之外，那八路军就站不住脚了。八路军子弟本身就是来自于人民，他们也就是穿军装的老百姓。我觉得这一点对今天更有重要意义。共产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那必须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如果他不保护人民，那人民就不会拥护他。
1942年春，冀热辽部队活动在滦河以东和冀宁铁路以南地区。这是在船工和群众帮助下，横渡滦河的情形。
记者：日本侵略者当时在华北冀东地区犯下了很多罪行，例如潘家峪惨案、制造无人区等等，这些情况您能谈一谈吗？
李志仁：日寇在冀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欠下了累累血债。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就其中一例。潘家峪地处腰带山东麓，是冀东抗日根据的腹地。我冀东党政军首脑机关经常在这里驻留。设有八路军的修械所、印刷厂、被服厂。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月唐山3000多日伪军包围了潘家峪村。
日寇驻丰润顾问佐佐木二郎逼问村民八路军和修械所的下落，老百姓怒目而视拒不回答。日军就开始用机枪、步枪、刺刀、活埋、火烧等各种残忍手段开始屠杀。但是英雄的潘家峪人民没有束手待毙，他们奋起反抗，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一个老民兵还夺取了敌人的机枪，掩护十几个年轻人冲出了村。日寇一共杀害了潘家峪123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妇孺老幼。日寇屠杀后纵火烧村，连尸体都烧焦了，已经无法辨认了。
当时有位八路军记者雷烨同志，在惨案之后去了潘家峪，在日寇屠杀现场拍了照片，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潘家峪惨案发生后，冀东抗日军民发出誓言，向日寇讨还血债，为死难亲人报仇。冀东军分区组成了“潘家峪复仇团”，这支部队在以后四年里，战斗150多次，歼灭敌人1041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直接击毙了潘家峪惨案的元凶佐佐木二郎，为死难同胞报了仇。
李运昌题词
日寇在冀东还制造了鲁家峪惨案。1942年4月，日寇4000余人围攻洗劫鲁家峪抗日根据地，残杀干部群众200多人，我军卫生处、供给处、修械所、炸弹厂、被服厂均遭破坏，损失巨大。
同年12月，日寇在滦县制造了潘家戴庄惨案，残杀群众1110多人，全村27户被杀绝，连婴儿都被摔死。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其中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大屠杀。日寇在中国北方同样犯下了更骇人听闻的罪行，这就是日寇从1939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灭绝人性的“千里无人区”。为了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割断冀东抗日根据地与外面的联系，到1943年日寇关东军集中10多万日伪军，制造了一个东起绥中，西至平北独石口，北达承德光头山，东西长350公里，南北宽百余公里，面积5万平方公里，范围波及20个县（其中7个是全县），人口140万人以上的“千里无人区”。
在“千里无人区”内，常驻日伪军数万人。关在“千里无人区”里的人民群众，生活暗无天日，饥寒交迫，日伪军用各种酷刑折磨摧残群众，其间屠杀、虐杀了10万多人。日寇还将大批青壮年抓到东北当劳工，仅热河一地就被抓走13万人。“千里无人区”就是日寇建立的集中营。这段历史非常可怕，后人应牢牢记住。
八路军解放“人圈”——周四沟部落。这是日军在中国制造“无人区”集家并村的又一铁证。
记者：在冀东八路军与日军的八年抗战中，您有没有听到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故事？
李志仁：冀东抗日根据地曾两次营救过美军飞行员。
第一次是1944年8月下旬，美军的一架B29轰炸机在飞行途中发生故障，7名飞行员在冀东昌黎跳伞后，被八路军营救了。我军区派部队送到晋察冀军区，翌年又送到延安。
第二次是在1945年2月，也是美军一架B29轰炸机在平谷坠毁，11名飞行员落地，八路军和日寇都发现了。日寇发现后迅速出动，企图捕捉美军飞行员。八路军立即展开营救，并与日伪军激战，打退了敌人进攻，把11名美军飞行员从敌人虎口中营救出来。这其中还有个情节，美军飞行员不了解共产党八路军，不相信在日寇后方，就在日寇眼皮底下，还有中国游击队活动，他们惶恐不安。看到八路军武器装备低劣，却长年抗击着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富有攻击性的日本军队，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冀热辽军民的一路保护下，神奇地脱险获得安全，这才使他们由衷地信服八路军。最后将11个美军飞行员辗转送到延安。
1943年9月，冀东八路军七区队攻占日寇占据的青龙周杖子矿，击毙日寇经理屿岛少将以下40多人，炸毁敌人矿山设备。
1940年春夏之间，冀东八路军十三团，在盘山用土法改装的机枪，打下一架从北平方向低飞过来的敌机，飞机坠落后未爆炸，但是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我军立即派人检查飞机残骸，飞机上的文件证明，这是日寇华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长谷川少将回国述职的座机。机上文件完整无损被缴获，其中发现一批国民党军投降日寇的少将以上军官档案，包括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原为国民党上将）。
1942年冬，冀东八路军炸掉遵化县夏家峪敌伪炮楼。
记者：最后，您对自己的父亲有何评价？
李志仁：我想从一个侧面来说。我父母1924年结婚，到我母亲1984年去世，刚刚满钻石婚。母亲是没上过学的农村小脚妇女，比我父亲大两岁。刚结婚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1925年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三年后，到1927年父亲回到北方才与我母亲重聚。父亲从事地下工作，很少回家，母亲就默默在家守候。1938年冀东暴动，我父亲就离开家人去打仗了。从1938年到1947年，这一次就分别了将近十年。他们是患难夫妻，聚少离多。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我父亲蒙受冤狱，先是被隔离，后是坐监狱，1975年从监狱被流放到山西长治，“文革”分离又是九个年头。我母亲又在山西陪我父亲流放三年。直到1978年两个人才回到北京。所以我父母结婚这60年里，其中有20多年两个人都不在一起。
1948年冬，夫妻分隔10年后，李运昌和夫人云丽珍与四个儿子在承德的合影。云丽珍怀抱者为李志仁，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长子李惠仁、次子李贺仁、三子李存仁。
我母亲是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我父亲在外面打仗幸存下来，后来又当了司令员。当时他在部队时，就有人劝他，司令员你一个人生活，需要有人照顾。父亲说，我家里还有妻子和三个儿子，我还等着胜利以后和他们团圆呢，所以就拒绝了这些好心人的安排。一个人在外打仗与家人分离十多年，如果他再组织一个家庭，从人之常情讲似乎也无可指责。但是我父亲没有那样做，一直等着与我母亲和三个哥哥团聚。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小节、小事，但是说说不难，自己真要做到谈何容易。在我眼里，父亲是个意志坚定、品质端正的人，心向高尚，做人就当如此。
我父亲这辈子应该是做了几件事，早年投身大革命，组织领导冀东抗日大暴动，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率领冀热辽部队先机挺进东北，这一生真是活得很精彩。
编辑：李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