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案件－比”】王飞：“四化”释法说理法 有效降低“案-件比”

　　“案-件比”是案件质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直接关系到办案的“三个效果”，关系到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水平和效率的切身感受。大庆市红岗区检察院在探索降低“案件-比”的路径上，通过不断强化“专业化”“全程化”“文书化”“公开化”释法说理工作，切实有效降低了“案-件比”，切实彰显了司法为民的宗旨，践行了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

以“专业化”释法说理

　　没有办案的专业化，便没有释法说理的专业化。加强办案专业化建设，提高办案各环节，特别是疑难复杂争议案件的专业水准，使案件事实认定、证据审查采信、法律适用、处理决定不仅有理而且有据，符合程序和规范要求，符合客观公正立场，就能为依法、有效说理提供保障，从而尽可能减少诉讼程序“空转”，降低“案-件比”。基于这样的实践认识，该院在释法说理“专业化”上， 一方面， 注重建立释法说理机制。 对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进行说理的文书内容、说理方式、说理角度实行汇报审批制，所有说理文书需承办人报主管检察长审批，切实提高说理质量。

　　一方面， 注重提高说理的针对性。 审查逮捕阶段的说理主要从证据体系的严密性和紧密性上，围绕定案证据之间是否形成证据锁链，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可能判处刑罚的可能性、适用强制措施的可行性等对逮捕的必要性进行充分说理。审查起诉阶段的说理主要从案件犯罪构成上、据以判处刑罚的刑事政策上，阐述是否遵循罪行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依法履行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保证说理质量。

以“全程化”释法说理

　　“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下，释法说理应是全流程的，应始终与执法办案同步而行、环环相扣的。根据高检院《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影响“案-件比”中的“件”的因素共有16种，大体分为三类，即当事人因素、公安机关因素和案件本身因素。降低“案-件比”，需要围绕影响“件”的这三类因素，把释法说理融入诉讼环节的全程。

　　在“批捕”环节， 捕前与侦查部门分析案情，梳理证据，固定重点、关键证据；捕时对犯罪嫌疑人做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提前提高其主动认罪能动性，降低翻供可能性；捕后列明补充证据提纲，就完善证据体系，补证证据合法性、全面审查案件事实等事项，随时与侦查人员沟通，实现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通过释法说理，最大限度完善证据，提升案件质量，从根本上减少审查起诉环节退补和延期的次数，以及撤回起诉情况的发生；与公安机关充分沟通，讲证据、讲政策、讲法理，减少公安机关对不批捕的复议复核；最大限度化解矛盾，修复关系，从根本上降低当事人对批捕、不批捕申诉的可能，从而降低“案-件比”。

　　在“起诉”环节， 深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导认罪认罚协商，积极促成当事人认罪伏法，从根本上降低上诉率。根据《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的“说理性原则”，强化提纲说理性，极强沟通，及时就取证方向、落实补证要求等达成一致意见。侦查人员对于补充侦查提纲有异议的，双方及时沟通。其中对于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案件，可能改变定性的案件，证据标准难以把握的重大、疑难、复杂、新型案件，以及公安机关提出请求的案件，退补期间，及时了解补充侦查开展情况，对补查方向、重点、取证方式提出意见，充分交流，确保退补质效，尽可能避免二次退补。对于不起诉决定，做好事前、事后的沟通解释说明工作，减少不起诉复议复核，和由此引起的当事人申诉，从而降低“案-件比”。

　　在“庭审”环节， 加强沟通，促进精准量刑，以量刑精准化、规范化，促进“案-件比”降低。

以“文书化”释法说理

　　根据近年来最高检、省检察院的工作部署，越来越多的强调释法说理的力度，释法说理已成为检察机关“谋发展”“重自强”的主要外在表现。虽然检察机关说理有书面说理、当面口头说理、公开审查或公开听证时说理、在媒体上公开说理等不同方式，但各种方式的说理，均应以说理文书为基础。法律文书是与相关部门、当事人、社会大众释法说理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成为做好释法说理、降低“案-件比”的重要抓手。

　　为此， 一方面， 要细化法律文书的说理范围、程序和要求，明确哪种文书针对谁说理，在文书的哪一部分说理。如对无罪不捕的案件，主要从犯罪构成上进行分析说理，阐述是否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保证案件质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捕、不诉的案件，主要从证据体系的严密性和紧密性上分析说理，阐述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是否形成证据锁链；对犯罪情节较轻或虽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不捕案件，主要从法律依据和刑事政策上进行分析说理，阐述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判处较轻刑罚的可能性、以及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可行性、分析采取逮捕措施的必要性。

　　一方面， 要把法律文书的评查结果纳入检察官的司法档案，纳入绩效考核，发挥“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推进释法说理专业化，推动降低“案-件比”。

以“公开化”释法说理

　　积极开展公开审查，加强释法说理，不断提升案件处理的认可度、权威性，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从而降低“案-件比”。

　　首先， 通过证据开示，将“案-件比”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使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知悉案件与证据情况、了解检察机关指控的角度和依据，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关于行为性质等法律认识上的辩解，通过说案释法阐明检察机关指控的法理依据，并且将量刑计算过程公开，说明法定刑期、一般量刑标准、涉及的从重、从轻情节和认罪认罚后的减让幅度，确保量刑激励透明化，提高对量刑建议的接受率，降低“案-件比”。

　　其次， 对于相关部门、当事人不理解、不接受、不满意的案件，通过公开听证，注重司法办案过程公开，邀请第三方力量介入，介绍案件背景情况，出示证据及法律依据，阐明法律关系，听取诉讼请求，答疑解惑，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通情理。

　　再次， 把重点放在“释”和“说”上，对感情用事、情绪偏激的犯罪嫌疑人，从关心帮助、诚心爱护的角度出发真情感化，对极个别蛮不讲理、软硬不吃的犯罪嫌疑人，调动亲戚家属的亲情力量注意亲情转化。将法律解释清楚、把道理讲解透彻，使“释”和“说”能够接受、愿意接受，在提高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的同时，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切实降低“案-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