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衣库深圳代工厂搬迁受阻 被指欠缴工人养老金

　　截至7月16日，优衣库位于深圳的一家名为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盛厂)的代工厂已停工月余，目前有200余员工因不满工厂搬迁及相关社会保险等问题，吃住在工厂内防止生产设备被转移。早在6月17日，优衣库母公司日本迅销集团在其官网回应称，希望双方对话和平解决问题，若情况未迅速获得改善，有中止合作的可能。

　　该厂一女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她们的诉求在于厂方必须帮员工补缴之前未曾缴纳的养老金，同时对厂区搬迁引起的工作变动予以相应的补偿。她同时表示，目前厂方给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标准是：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补偿500元；10年到15年的每年补偿600元；15年以上的每年补偿800元。她和工友都认为厂方的补偿标准过低，难以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从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办事处宣传科了解到，相关部门认为庆盛厂的搬迁工作属于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调整，且搬迁的两厂距离仅为5公里，仍属于同一行政区划，该厂员工提出的相关赔偿要求并无法律依据。

　　 厂区合并陷劳务纠纷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全国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广东)查询到，在一家名为利华成衣(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利华成衣)的两名法人股东中，第二大股东即为庆盛制衣公司，所占股权为29.6%。

　　6月底，记者来到庆盛厂位于深圳宝安区横坑路的旧厂区，这里也是此次纠纷的主要场所。事实上，该厂早在2014年12月份就曾因补缴社保等问题发生过停工事件。“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足额给付加班费、补足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工资以及变更劳动关系的员工安置和补偿。”这是庆盛厂员工在6月21日向外界发出的一份公开信中表示的主要利益诉求。同时记者也注意到，6月8日在一份以深圳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和利华成衣(深圳)有限公司名义联合发出的“关于工作地点调整的通知”中，厂方承诺工作地点的变更并不会改变员工的工作性质、劳动关系、工龄、工种、薪资计算方式等。然而，庆盛厂员工对此并不认同。6月19日，从庆盛厂旧厂区出来的员工小王告诉记者，除了部分工作了近10年、20年的老员工不愿意搬到新厂区之外，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员工也不想搬去新厂区。

　　“两厂合并，旧厂可能只会留下500人，我们这些人将来肯定也会慢慢被炒掉，厂方想办法让我们自己去辞工，现在那边(新厂)慢慢进去了一些新的厂监，违反厂规3次就自动解聘。”小王说，庆盛厂两个厂区的员工数应该都在1000人左右，两场合并之后势必不需要那么多员工。另一名伍姓女工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据记者了解的最新情况，庆盛厂在7月7日向仍滞留于旧厂区的员工发出通告称，公司合并两个厂区的目的在于节约成本、增加员工收入，同时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认为由于两厂相距不到5公里属同一行政区划，并不认可员工提出的因变更生产经营场所而需给予补偿的要求。

　　 补缴养老保险分歧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庆盛厂多位员工出了解到，庆盛厂有不少员工工作多年即将到退休之龄，养老保险却仍未缴清，厂区搬迁之后他们对工作对未来都产生了强烈的不确定和深层忧虑。

　　庆盛厂多位员工还告诉记者，厂方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时所用公司名义各不相同，除庆盛厂本身外，还有深圳利华成衣以及惠州的一家公司。

　　记者拿到了两名与深圳利华成衣签劳动合同的员工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该记录单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期间的缴费记录，其中一人在深圳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累计缴费月数已有76个月，但是他的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月数却仅有13个月，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仅有1623.95元；而另一女工前者的缴费月数也达到了51个月，但后者的累计缴费月数仅有2个月，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289.28元，这些数字表明这一女工在工作4年多，仅仅只缴纳了2个月的养老保险。

　　不少庆盛厂员工表示，庆盛厂只同意对欠缴的养老保险补缴2年，但这一方式无法让部分接近退休年龄的员工达到缴满15年的标准，他们希望能够把之前5年、10年欠缴的养老保险都补缴起来。显然，庆盛厂与员工之间有关补缴养老保险的分歧大。

　　此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截至发稿前，庆盛厂厂方与员工仍未达成一致协议。记者致电庆盛厂总机号码时，该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记者同时拨通庆盛厂一名汪姓人事主管的手机，其表示不接受相关采访，有任何问题请直接找其老板，却拒绝提供任何联系方式。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月庆盛厂发布了有关补缴2010年至2014年住房公积金的通告，庆盛厂在通告中表示，将会在2015年到2020年分6年时间完成相关补缴工作。 (以上人物姓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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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面临产业转移 优衣库深圳代工厂订单外流

　　◎每经记者 刘兴斌 实习记者 丁康

　　6月底至7月初，《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赶赴优衣库位于深圳的代工厂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盛厂)实地调查，在采访多位员工后发现，该厂搬迁引出纠纷背后，折射着在订单外流和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背景下，低端制造业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以及普通员工面临被迫失业的窘境。

　　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容欣看来，庆盛厂的纠纷在产业转移这一大背景下，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加强技术培训、返乡就业以及服务业将成为他们未来重要的就业方向。

　　 工人已数月无班可加

　　老李在庆盛厂工作了七八年，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庆盛厂的旧厂区原有员工1000人左右，除开辞职和已经搬迁新厂区的，现在仍有将近200多人滞留在厂区。

　　“目前没有人开工了。”老李表示，大家不走的原因在于希望厂方跟他们终止劳动合同，同时给予赔偿。

　　老李还表示，以前是每天正常上班8小时，再加班两小时，基本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但现在已经几个月没加过班，在扣除了社保等费用之后，我3个月的工资只有1354.77元。”

　　老李向记者介绍，他的工资是按件计酬，同时厂规要求必须每小时做满8元也就是正常一天必须做满64元的货才能获得加班的机会。“一件衣服上我负责5个工序，前面出不了货我们后面也没办法做，如果上一道工序出了1000件货我就有班加，否则就没。8个小时在有货可做的情况下，一般能做1000件左右，我5道工序合起来算大概也就80元左右。但是如果货不够，每天就根本凑不够64块钱的加班水平，我就没班可加。”

　　老李表示，并不是他的工作速度慢导致近几个月无班可加，没有订单是他们无班可加的最大原因。“老板手里有很多订单，但是他都把订单交给韶关或者越南去加工。”同时，他猜测厂区合并的原因应该也与此有关。

　　另一名伍姓女工也告诉记者，庆盛厂将订单发往越南等地并非秘密，该厂中层管理曾多次前往越南等地出差，甚至有几次由于当地工人技术差导致货品需要返工重做，她也因此多次参与返工重做。

　　 沿海低端制造业生存难

　　实际上，庆盛厂此次纠纷的根源还在于订单外流、服装等低端制造业转移的背景下，企业主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

　　刘容欣表示，她已跟踪研究产业转移这一现象多年，这种现象早在5到10年前就已开始出现。“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差不多每25年左右就进行一次产业转移，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成本上升以后，就会寻找成本更低的洼地转移，而这一次是历史上的第四轮转移。转移方向除了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还会向东南亚进一步转移。”

　　刘容欣进一步表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的吸引力和区位优势在下降。“单纯就深圳而言，低端制造业的确已经很难生存，周边的东莞也发生了产业转移，而惠州等地成本相对低一些，还有可能承接一些产业转移，但就全国整体而言，沿海地区的优势和吸引力在下降，中西部会成为一个承接地。而对于东南亚，我们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已经高出他们不少了。”

　　对此，世界银行[微博]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此前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亦表示，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可达126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纵观世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收入国家没有生存空间。

　　事实上，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相关的产业转移也取得一定成效，但相应的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如何跟上这一轮大转型的脚步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低端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去向，刘容欣认为，在低端制造业转移之后新兴的高端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样的，一部分善于学习、参加一些培训，逐步提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在新兴产业中也是能找到立足之地的；同时未来服务业的发展也将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几近结束的时候，服务业需要大量经过一定培训的劳动力；而对于实在难以适应新变化的产业工人，同样可以选择返回家乡，在当地承接的产业转移中谋取出路。

　　(以上人物姓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