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越南使节所著诗文被发现 描写汉阳周边房舍

　　日前，台湾成功大学特聘教授陈益源向武汉黄鹤楼公园披露，他发现清代同治年间越南使节岁贡途经武汉时所著的一批诗文。诗文以“异域者”的视角观察到：当时进驻汉口下街的洋商已有三百余家，清廷严禁外国使节与西洋商人接触，当地小吏和普通市民对西方商人的态度却开放而欢迎。

　　陈益源先生披露的这批黄鹤楼诗文为清同治八年(1869)、同治十年(1971)越南使节两次来华途经武汉登临黄鹤楼所写诗文，辑录于越南档案馆相关史料、越南使节个人诗集及清代官员护送贡使的日记中。

　　诗文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汉口开埠后，东西方文化在黄鹤楼“脚下”碰撞、交融的细节。

　　1868年年底，越使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一段名为“汉阳府”的日记文字中记录，当时进驻汉口下街的洋商有三百余家(包括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一千多名洋人居住在当地。江岸边通常有六七艘火船停泊，各国均设有一领事馆，“通事”一职常以广东或上海人担任。清廷严禁外国使节与西洋商人接触，与洋商有直接接触的当地小吏对西方商人的评价却不差，普通市民对西方商人的态度也开放而欢迎，这些民情与朝廷的主张、策略形成强烈对比。

　　此外，阮思僴诗作中有对黄鹤楼及汉阳城周边房舍颓毁的描写，还有对“西洋屋”、穿着“北口裘”的洋商人，及江上行驶的由蒸汽机驱动的“火轮船”等“奇观”的描绘。

　　阮有立的《登黄鹤楼记》则详细描述了“北岸汉口下街洋店数百，屋两层插玻璃窗”，“火津烟火舟”、“新大街往来如织”等繁荣景象，指出这些“洋事物”为以前黄鹤楼附近所没有。

　　“这些西风东进的新事物，在同期中国士人所留下的黄鹤楼诗文中，几乎看不到。”陈益源认为，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一定也能看到这些现象，但长久以来，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思维模式，制约了他们对这些新生事物的接受和观察。

　　他举例说，清人刘国香曾写过一篇《重建黄鹤楼记》，陈述重建黄鹤楼的理由，有一条是：近年来，汉口与英法德等“外夷通市”，“华言与鸟语相乱”，他国使节络绎不绝来朝，重建黄鹤楼可以“柔怀亦资威远”。陈益源说，也许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作祟，当时中国人对异族，皆以夷狄视之，所谓“柔怀”和“威远”都是这种中心主义的产物。反观越南使节面对这些特有景象的态度，则显得客观而中性，或者好奇的成分居多。

　　陈益源说，这一现象值得研究，特别是对黄鹤楼文化的进一步挖掘有着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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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文学专家陈益源：我也情牵黄鹤楼

　　陈益源先生从事越南文学研究30年，近日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自己曾数次来汉登临过黄鹤楼，印象深刻。女儿去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交换学习半年，对武汉和武汉的黄鹤楼也念念不忘。数年前，他在越南档案馆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古代越南使节与黄鹤楼的特殊情缘，促使他开始专注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在越南和中国查阅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史料和文献。

　　黄鹤楼是文化名楼，早已蜚声中外，凡来中国的外籍人士，都会有一睹其风采的渴望。与汉文化关系很深的越南，自元明两代起，就有使者肩负岁贡等使命来到中国。他们行经黄鹤楼时，写下许多抒发个人情怀或家国愁思的诗文，记录下当时的所见所闻。陈益源说，目前他已搜集到四十余位作者所写的百余篇黄鹤楼诗文，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应是清代同治年间，越南使节临登黄鹤楼所写的这批诗文。

　　陈益源说，越南使团“清同治八年”的那次来华，事实上1868年底就已成行。使节从广西入境，经武汉北上。其时，黄鹤楼正在进行经历1856年大火后的重建。由于黄鹤楼正在修建之中，无缘登楼，“甲副使”阮思僴感叹不已，写下《武昌感怀》诗。次年7月返程再次过汉时，阮思僴终于登上刚完工的黄鹤楼，写下《黄鹤楼》一文，并赋诗《偕黄云亭登黄鹤楼》。诗题中的黄云亭为使团的“乙副使”。这些诗文收录在越南藏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里。

　　“清同治十年”的那次访华，“正使”阮有立在完成朝贡任务后，返越途中登临黄鹤楼，写下《登黄鹤楼记》一文。这篇黄鹤楼文收录在清同治、光绪刊本的清人马先登所著《再送越南贡使日记》中。

　　黄鹤楼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首次发现外国使节登临古黄鹤楼所著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