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心母亲被控故意杀人
“我只是不想要他，没打算让他死。”因不愿抚养意外怀上的二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年轻母亲万某在家中自然分娩，在对婴儿实施手掐、刀刺等行为后，将尚有气息的婴儿扔进垃圾桶。濒临死亡前，不甘“冤死”的婴儿一声啼哭，冲破了扎得紧紧的垃圾袋，让一名途经居民听到，从而揭开了这起亲母杀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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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 家中产子不愿抚养将其杀死
10月14日上午10时，25岁的万红宇被带进法庭，她梳着马尾辫，个子不高，说起话来怯生生的，远远看去像一名学生。她扭头看向旁听席，但没有看到家人。“她老公和姐姐都来了，在法庭外。”万红宇的辩护人说。
1990年出生的万红宇是北京顺义人，中专文化程度，案发前无业。
检方指控，2014年7月1日8时许，万红宇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家中厕所内自然分娩一名男婴。万红宇因不愿抚养孩子，将亲生儿子刀刺手掐后，装入垃圾袋丢弃于小区公共垃圾桶内，致使男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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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孩子啼哭邻居忙报警
万红宇把孩子扔进垃圾桶后，因孩子啼哭，被一过路居民发现，有人报警。民警将孩子送医后没有抢救过来。随后，警方成立专案组侦查。
有居民提供线索，说16楼的一名女子很可疑，当时天气炎热，大家都穿单衣，只有她穿着双层衣服。还有人反映，事发前这名女子肚子很大，事发后突然大肚子没了。这名女子就是万红宇。民警找到万红宇的丈夫李某，李某一口否认妻子怀孕，后来经过DNA比对，确定李某就是这名婴儿的父亲。得知真相后，李某一脸茫然，发誓说自己确实不知道妻子怀孕生子。随后民警到顺义区万红宇的娘家找到她，万红宇一口否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最终万红宇说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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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当庭哭诉不想养二胎
万红宇说，自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有个一岁多的儿子。平时都是她带孩子，有时婆婆也能帮把手。2013年春节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为什么没跟家里人说?”法官问。
万红宇觉得自家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没工作，老公跟着婆婆一起做生意。我就没想要孩子，没精力也没钱。”说着万红宇哭了，她说当时就想走一步看一步，没想太多。
“原本想去做流产，但发现怀孕时孩子月份都很大了，只能做引产，做手术需要好多钱。”万红宇怀孕7个月时因为肚子大，婆婆问她是不是怀孕，她说可能是，家人说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但后来没人再提起，也没人带她去医院。
对于为何没有跟丈夫说的问题，万红宇说，“我们经济上不独立，家里婆婆做主，我觉得经济上困难。我丈夫也问过我，但我没说实话。我婆婆希望我再生个孩子，我丈夫说过只要一个，再加上我精力不够，带孩子太累，所以我就没有跟家人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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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 “破罐破摔的想法”
万红宇说，案发当天早8点左右，她感觉肚子疼得厉害，便去了卫生间。很快孩子就出生了，是个男孩。剪断脐带后她把孩子抱回卧室，突然手滑没有抱住，孩子掉在了地上，磕在了一个马扎上。
“我赶紧抱起来，看到他脑袋后面有点红，我很害怕，当时就抱了破罐破摔的想法。我当时心慌害怕，赶紧把孩子装进垃圾袋。”万红宇说。
万红宇说，当时垃圾袋里有一些食物垃圾等，她将垃圾袋系紧，下楼扔进垃圾箱里。“我当时感觉挺无助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把孩子扔了。”万红宇说扔完孩子回到楼上，她把卫生间和卧室都打扫了一遍。
下午孩子被人发现，邻居和家人都曾说起过这个事，“我也没向家人坦白这个事，我想到孩子也活不了了，如果承认一定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所以就没敢说。”万红宇哭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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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讲述
事发后她还骂扔孩子的人缺德呢
万红宇的公公王强(化名)说，自打儿媳妇被抓后，孩子就一直由他照顾。“我们至今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扔掉孩子。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她怀孕了。我们也曾怀疑过，让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她坚持说没怀孕。”王强激动地大声说，“我们不是养不起孩子，她要是跟我们说，我们肯定不会让她这样干的。”
王强说，事发前儿媳经常以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由，带孩子回娘家住，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事发当天下午，“发现垃圾桶里有婴儿，我还站在那儿跟邻居们谴责扔孩子的人缺德呢，谁想到干这事的竟然是自家儿媳妇。当天她还说谁这么缺德呢，装着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全家都被蒙在鼓里。”
“孩子摔到头哭了两声，当时我挺慌张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用吃羊肉串的竹签扎他肚子，用小剪刀扎他头，还拿手掐他脖子，平抱着往地上摔。”万红宇说，一番折腾后，孩子仍有气息，自己很害怕，就把孩子抱起来放在床上，用红布包裹后装进有生活垃圾的垃圾袋中，下楼扔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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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家人谅解能否成减刑依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葛磊认为，本案中，被告人之所以存在伤害孩子后又抛弃孩子的行为，应与其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经济压力大、被告人年纪尚轻不愿意抚养孩子等原因有关。此外，从本案被告人对待孩子的行为来看，例如用竹签、剪刀等工具扎孩子，其主观上属于故意杀人而不属于遗弃，所以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遗弃罪。葛磊介绍，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2014)中第九条“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以及“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的规定，虽本案的被告人属于被害人家属，但同属于被害人家属的父亲出具的谅解书也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10月14日，法庭未当庭宣判。 李禹潼
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