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独董被查引发代表热议高校反腐

　　记者 刘旭

　　当前，高校腐败相对集中的领域主要涉及七大方面，包括基建项目和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等。有相关人士曾指出，这七个领域，教育行业特征最为鲜明，资源最为集中，它们是高校反腐狠抓落实的方向。在市人代会上，多名来自高校的代表就“校园独董”辞职现象等反腐话题发表了看法。

　　 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良：

　　 对外经贸大学兼职独董纷纷闪辞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宋常因涉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被证监会进行立案调查，再次引发公众对“高校独董”的密切关注。昨天，部分来自高校的市人大代表就“高校反腐”话题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商学院“高校独董”闪辞最多

　　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泉昨日在接受北青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教授独董盛行，是源自于赚快钱的心理。教育部严查领导兼职，开启了独董离职潮，商学院、会计、保险、税务等专业是‘重灾区’。”

　　去年岁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违规在任职上市公司兼职独立董事被教育部公开通报并处分，当时有媒体多次报道。随着教育部对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在外兼职的严肃整顿，在上市公司浸淫十多年的高校独董正逐渐从商界江湖引退。

　　屠新泉证实，确实出现了“高校独董”闪辞，商学院往往最多。“去年政策收紧后，高校独董纷纷辞职，这主要涉及到商学院，还有保险、金融与企业频繁打交道的专业领域。你像保险专业的教授，对接的就是保险公司，金融对应的是银行，商学院在各个行业的都有，他们在外兼职是最多的。”

　　去年11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因违规兼职被免职、降职，这是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领导在外兼职实施的最严厉处罚。按照规定，只要是副处级以上校领导兼职都属违规。屠新泉还补充说，“有的财经类学校还出现了大学老师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当独董的情况。”

　　 　“高校独董”闪辞前退回几百万收入

　　高校领导的兼职取酬以及财产申报制度，曾一度牵动着高校反腐的敏感神经。据此前通报，对外经贸大学在外兼职的两位校领导均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追缴违规兼职所得。

　　“出事后，全校接连开了党风廉政的大小会议，非常密集，一方面是对廉政纪律三令五申，另一方面要求各个学院立即自查经费和兼职现状。”屠新泉说道，“现在我们学校有职务在外兼职的老师都辞掉兼职了。不仅如此，还包括退回前几年在外面兼职的收入，要么退回公司，要么退回学校。有的人在多家公司兼职独董，甚至要退回好几百万。”

　　自2001年A股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以来，从北大、清华到普通地方高校，数以千计的高校人员先后走上上市公司独董岗位。多年来，高校独董之所以受企业青睐，屠新泉解释这既由于高校教授有专业素养，上市公司聘请的教授独董，基本都是该领域的权威，还有就是教授人脉深广，跟企业经营者有密切的往来。

　　 赚快钱心理让“独董”们无心科研

　　“高校独董”既给上市公司治理带来一定帮助，也在高校内部引发不少争议。“高校独董”究竟能否起到中立、监督的作用，如何平衡行政、教学、科研与上市公司兼职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就像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人民大学教授宋常涉嫌内幕交易被查，被称为“最忙独董”，此番被监管关注，对宋常已经不是第一次。

　　一方面是象牙塔外教授独董之风盛行，另一方是高校一波接一波的反腐浪潮。为什么有的大学老师还愿以身犯险？“‘高校独董’为什么还会这么多，这恐怕是源自于赚快钱的心理。一年里在两家公司兼职，就可以抵得上商学院教授的工资了。”

　　屠新泉总结道，“来钱快而且轻松，收入直接落到自己的手里，而不像科研经费那样，比如走学校报销的程序，尤其是这几年科研经费的管理也日趋收紧，做兼职独董的吸引力，远比去申请一个科研项目要大。到头来，老师们不愿做课题，更愿意去企业兼职独董了。”文/本报记者刘旭

　　 市人大代表、北京印刷学院科研处处长陈丹：

　　 北京印刷学院绘制“权力运行图”

　　在去年多起高校反腐案公开后，北京印刷学院也开始了“查漏补缺”，对可能产生腐败以及不透明的环节加强了监管，减少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

　　据了解，去年开始，北印对学校所有制度进行了梳理，绘制了“权力运行图”，将招生、科研等各个部门的权力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划分。“比方说，科研处有哪些权力，怎么控制，怎么监管，和其他各部门的关系等，都放在透明的制度下，让大家监管。”市人大代表、北京印刷学院科研处处长陈丹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比如一些二级学院，在管理中有自己的政策，对外合作中由于不了解法人制度，会以二级学院的名义签署合同，其实二级学院并不是法人，合同上就盖了二级学院的章。”陈丹举例说，“倒也不是故意而为，这次梳理中发现问题后，将这些行为进行了纠正，明确了统一由学校作为法人，二级学院向学校汇报，由学校审批这样的权力关系。”

　　“像人大、中央音乐学院等出现的违纪违法案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警示”，陈丹说，“在基建、招生等易滋生腐败的环节，减少各自为政的现象，减少个人色彩，加强各个部门的衔接和互相监督”。陈丹说。

　　除了制度监管，陈丹认为，高校反腐，尤其是科研反腐更多地应靠自律。“与其他事业单位不同的是，高校有自己的特质，因此不能完全套用适用于其他单位的反腐措施。”从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学院院长调任科研处处长后，陈丹对科研反腐也有自己的思考：“学术相关的制度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报销制度，一位教授在设计课题、研究项目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报销，其实不太合理，这样的制度也有点‘逼良为娼’。”在陈丹看来，“高校科研人员相对来说素质较高，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应当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空间。”文/本报记者张小妹

　　 市人大代表、北师大教授王建民：

　　 学术委员会应加强对领导权力监督

　　就高校腐败问题，从事政府管理相关研究工作的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王建民表示，高校腐败问题频现主要出于校级、院系领导权力过大，并缺乏权力监督机制。

　　他建议，高校可成立校级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机构，对领导权力、财务管理等进行监督，教育部、中纪委也要多加强巡视。

　　高校为何频现腐败问题？这些腐败多出现在哪些人物上？王建民认为，校级及院系领导更容易腐败，主要原因是“权力太大”。“在高校是院长负责制，使得校级领导的权力太大，也缺乏明确的制约机制，比如在工程招标、招生等多方面上，都给一些领导留下了腐败的空间。”王建民说：“如今强调把权力下放到二级单位也就是院系，这又存在很多问题，学院的院长就能支配院内全部资源，这就容易在招生、科研经费、职称分配上寻利。”

　　另外，一些领导、教授乱用科研经费、在外兼职也使得高校腐败问题高发。“拿科研经费来说，由课题负责人支配，经费有没有用到实处就是一个问题。”

　　王建民举例说，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一个学校的教授是课题带头人，把没用完的科研经费转到了自己的公司，这说明科研经费的管理存在漏洞，使得一些教师能从中“变相”获利。

　　王建民表示，“解决高校的腐败问题必须要加强权力的监督”。“学校要成立校级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来对校级领导的权力进行监督，教育部、中纪委也要加强巡视。”

　　王建民还建议，学校要加强财务管理，对不能外出担任独立董事等不合规的兼职进行严格规定。(文/本报记者李梦婷)

　　 市人大代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关玲：

　　 艺考改革须取消校外考官设置

　　“艺考设置校外考官易滋生招生腐败问题，同时不利于学校对违规开班辅导行为统一监督和管理，呼吁取消艺考校外考官的设置。”昨天，市人大代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关玲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说。

　　北青报记者近日暗访北京多家艺术培训机构，发现打着中戏、北影、中传、北舞、国音等旗号的名师班层出不穷，个别机构甚至有在职视频和教学图片、课表流出(详见本报1月18日A7版《神秘艺考考官班收费十余万》报道)。关玲对此回应，院校领导和学校纪委部门都非常重视此事，立即展开了相关的自查和监督，“学校对艺考招考制度相当严格，此前如遇到老师私自在外授课会立即开除公职。报道中提到校外考官在培训机构授课的一事，中传相关艺术院系内部自查后没有发现此种情况。“但我要说的是，教育部所要求的艺考校外考评人员所占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四分之一，其实是不利于学校对违规开班辅导行为统一监督和管理，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取消艺考校外考官的设置，确保艺考的考试公开公正。”

　　本月20日，教育部再次提出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要严格落实《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重申了严禁艺术类专业高校、内设学院及教职工组织参与考前辅导、应试培训。（据北京青年报）